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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2022-11-20 21:27:54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

  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

  鲸鲵未翦灭,豺狼屡翻覆。

  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

  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

  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

  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

  遥欣光复美,光武安可同?

  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

  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

  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

  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官。

  回舆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

  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

  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

  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李白平生,萍踪浪迹。他追求自由,反对礼法,在青壮年时期,他可以随心所欲,或隐或宦,取弃自如;而晚年遭逢安史之乱,他只能随时浮沉,身非己有,不能自主,但他不改宿愿,志在济世。他晚年的身世和思想,在这首书怀的叙事古诗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李白晚年虽为时局所左右,但仍以苍生为念。他赞成征讨安史叛军,因而参加永王李磷水军,并欣然赋诗,屡陈报国之热忱。但他怎能想到王子之间争夺帝位,李磷被灭,他亦获罪,在浔阳被下狱,旋被判长流夜郎。但他又未料到因关内大旱而遇赦,于白帝城中途放还,又闻收复两京。身所受者,凶吉皆备,悲喜难言,李白一时万感交集。这首诗叙获罪获释状况,心情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 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 “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李白此言乃 “引罪自咎,无怨尤之心” (《唐宋诗醇》)。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 “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这是何等襟怀!他痛哭的是: 我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怎么能象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 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 《旧唐书》 中 《郭子仪传》 与 《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 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 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息秀才,未详何人。李白肯与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双铄翁自比。《后汉书》 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 《马援传》) “矍铄”,老而强健貌。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慕,亦作篡。篡,取也。)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 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 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积极。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 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 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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