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书将散矣，司书者请问其目。余告之曰：凡书有资著作者，有备参考者。备参考者，数万卷而未足;资著作者，数千卷而有馀。何也?著作者熔书以就己，书多则杂;参考者劳己以徇书，书少则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奥区之结构，而木屑竹头非所计也;考据者如计吏持筹，必取证于质剂契约之纷繁，而圭撮毫厘所必争也。二者皆非易易也。
然而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尊亨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先有书而后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经》，盛于周秦;而考据之学，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郑、马笺注? 业已回冗。其徒从而附益之，抨弹踳驳，弥弥滋甚。孔明厌之，故读书但观大略;渊明厌之，故读书不求甚解。二人者，一圣贤，一高士也。余性不耐杂，窃慕二人之所见，而又苦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书之备参考者尽散之。
译文：
我准备把书分送出去，管书的人问我所散书的书目。我告诉他说：大凡图书，有帮助写作的，有备作参考的。备作参考的书，即便有几万本也觉得不够多;帮助写作的书，就算只有几千本也已经绰绰有余了。这是为什么呢?写书的人是把书读得通透，提取书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书多了反而杂乱了;参考书本的人是耗费自己的精力，多方查证，让自己的思想、知识和书中的一致，书少了，就容易遗漏。写书就像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常常对高大深邃的宫殿建筑的构造进行精心思考，因而木屑、竹头等细小的东西就不是他所考虑的;考据就像古代那些州郡掌管簿册登记的官吏手持计算用的竹码一样，一定要从各种纷繁的质剂契约中取证，那么一丝一毫都是他们一定要做好的。可见，写书和考据，两者都不是很容易的。
如此，那么写作和考据，一个注重创新，一个注重因袭;一个靠虚拟变得灵动，一个因审核是否属实而变得板滞;一个以因袭沿用别人的东西为耻，一个以接受依据书上的东西为尊;一个费心思，一个耗体力。两者相比较，写作更为重要。再说，先有写作然后才有图书，先有图书然后才有考据。所以，著书立说从《六经》开始，在周朝和秦朝时走向兴盛;可是考据学，却是从东汉末年才兴起的。郑玄、马融的注释已经很繁杂。他们的门徒弟子们更是追随他们而且增加了注解，批评攻击，错乱驳杂，渐渐变得更多。诸葛亮讨厌这样的注解，所以读书只看个大致;陶渊明讨厌这样的注解，所以读书不追求深刻的理解。这两个人，一个是圣贤，一个是高士。我的性情承受不了繁杂，私下里仰慕诸葛亮和陶渊明这两人的见解，而且又烦心于本朝考据人才太多，那么何不把备作参考的书全都分送出去呢?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