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而倭闌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
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其有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
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
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篡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先祖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抄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
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
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
(选自《亭林文集》卷二，有删改)
译文：
我的先祖安家居住在海边，世代都是读书人。我的高祖父做给事中时，正值正德末年。当时天下只有王府、官署及建宁书坊才有刻板，那些在民间传布的，不过是《四书》、《五经》、《通鉴》及性理之类的书籍。其他的书即使有刻板印刷的，不是喜欢古籍的人家不会收藏，但是我家已经有六七千卷书。嘉靖年间，家业衰败，但是那些书还保存得完好无损。倭寇侵犯江东各州县，高祖父收藏的书籍连同顾家的老宅子全都被倭寇焚毁了，没有一点遗留。
到了万历初年，曾祖父连续任官做到兵部侍郎，他注重操守，为官清正廉洁，即使一文钱也不从官府非法谋取，但是平生嗜好收藏图书，常常拿出自己的俸禄来购买书籍，到了晚年所买的书非常旧，但绝没有国朝初年以前的刻板。曾祖常常说：“我收藏的图书，只在意书籍的书写内容，书的包装华美，不是我所喜欢的。”
我的嗣祖父是太学生，又更加喜欢读书，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藏书，到我立嗣时，又有五六千卷图书。自从遭遇变故，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十分之六七的藏书散落丢失了，多是因为意外而丢失。二十年来，腿缠绑布肩挑书袋云游四方，又另有所获，加上前几代传下来的，还不少于二三千卷书籍。那些书因为挑选得好，比起以前虽然少了一半，还是要比以前藏书的质量高。
从少时开始，学习科举应试文章二十年，以后学习赋诗写古文，偶尔改动记录旧事，到了四十岁，便想穿凿附会，发表虚妄之谈;又过了十几年，读书一天天增加，便后悔以前写的文章的错误。祖父赞善公的抄文编在一起达到几百篇，却未曾撰写著作在当世流传。以前我曾经问过嗣祖父这个问题，嗣祖父说：“写书不如抄书。大凡现在人的学问，一定赶不上古人;现在人所读书的广博，一定赶不上古人。你要好好努力，认真读书。”
嗣祖父性格豪迈，超然不群，然而他自己说小时候每天的功课就是抄写几张纸古书，现在散落丢失余下还有几十本，这是其他读书人的家里所没有的。
从我十一岁时起，嗣祖父就教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嗣祖父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只浏览《纲目》，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大凡撰写著作，没有比那些把前人的著作窜改当作自己创作弊病更大的。班固改《史记》，他的水平一定赶不上《史记》高;宋景文改《旧唐书》，他的水平一定赶不上《旧唐书》高;朱熹改《资治通鉴》，他的水平也一定不及《资治通鉴》高。”
嗣祖父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他的话好像还在耳边，我泪流不止写下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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