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望乡国， 空歌白纻词。
长因送人处， 忆得别家时。
失意还独语， 多愁只自知。
客亭门外柳， 折尽向南枝。
“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这是《艺概》作者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之一。诗格卑下谓之俗，这等作品固然无多可取;而熟滥之诗，由于它了无新意，既不能向读者提供新的认识，又不能向读者提供值得玩味的新的审美对象，无疑更加缺少存在的价值。刘熙载的“避熟”的要求其实并不低。诗人们要达到这一要求绝非易事，尤其在写那些已经被前人反复吟咏的题材的时候。诚如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然而张籍毕竟避开了这个“熟”字。这也正是《蓟北旅思》往往被不同时代的诗歌编选家垂青而没有淹然无闻的原因所在。
《蓟北旅思》新在哪里?通读全诗不难发现它主要新在“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这结末的两句。
“折柳枝以送人远行”，是唐代的习俗。唐代很多诗人都把这一细节写进赠别和思乡的篇章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枝苦，应为别离多。”(王之焕：《送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阳闻笛》)，无不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句，张籍在《蓟北旅思》中也写折枝，但和他人并不雷同，他所采取的角度和借以体现的情思都有异于前人。如果以崔湜的《折杨柳》、元淳的《寄洛中诸妹》与之比较，就越发可以证明这一点。
元淳的诗如次：“旧国经年别，关河万里思。题书凭雁翼，望月想蛾眉。白发愁偏觉，归心梦独知。谁堪离乱处，掩泪向南枝。”元淳的这首诗和《蓟北旅思》颇有几点相似。诗人离家甚远，是其相似之一。元淳和家乡有万里之隔，张籍离故土亦很遥远。张籍故乡何处?历史上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和州人(今安徽和县)，一说为苏州人(今江苏境内)，一说少长于和州而祖籍于苏州。从这首诗的前两句看，他的家乡当在“吴”地：他“望乡国”而歌“白纻词”，而“白纻歌”正是吴地的一支舞曲。由吴地到蓟北(今天津以北)，自然是十分遥远的了。诗人有家不得归去，是其相似之二。元淳“归不得”的原因，诗中已经写明：“谁堪离乱处”，正处在离乱之中;张籍诗中则未写出，也许是到蓟北公干因某种原因滞留下来，但滞留时间不短则是肯定的，这从第一句的“日日”、第三句的“长因”、第八句的“折尽”可以看得出来。借杨柳以抒发思乡之情，是其相似之三。元淳和张籍的诗都以最末一句为结穴，都在这结穴之句中刻划了一个动人的形象。但元淳笔下是诗人自身的形象：一名女道士手抚杨柳向着故乡掩面而泣;张籍笔下的则是一株杨柳，一株立于清清客舍旁侧的杨柳;它虽然青翠葱茏，向南的枝条却已被人折尽。这遭到破损的杨柳本不及“掩泪向南枝”入画，但由于它破损的原因——枝条为思乡情浓的人所折，反而获得了特殊的美感。它更启人遐思：折枝本为送友，送友又惹起乡愁;杨柳向南的枝条既被折尽，那折枝的诗人胸中的思乡之情已经掀起多少潮头?物尚如此，人何以堪?诗人思乡之苦已溢出胸臆弥漫于客舍，弥漫于蓟北了。
崔湜在《折杨柳》中写道：“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落絮萦衫袖，垂条拂髻鬟。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这无疑是一首代言体的征妇诗。诗人同样借助折柳表现思念之情。但这种感情抒发还是比较直接的：由思夫而导致折柳，以折枝表现思夫;张籍思乡之情表现于杨柳时则更加曲折深沉，这已为前言。当然这种曲折深沉是就结句而言。在《蓟北旅思》中并不缺乏直抒胸臆、直接表白的句子。但正因为诗的前二句颇多直白，所以结束时出现的这一杨柳的形象才含蕴着极丰富的情感，并给全诗增加了含蓄和蕴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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