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连虎阜游，宛转山塘路。
石门映回波，英灵此中聚。
满坛松桂阴，落日青枫树。
生傍伍胥潮，死近要离墓。
千秋忠介坟，鬼雄誓相赴。
酹酒拂苍碑，寒鸦自来去。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五人墓在今苏州市山塘街，虎丘东南。墓葬明代义士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等五人。明天启六年(1626)，宦官魏忠贤假传圣旨，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激起民愤。苏州人在哭送周顺昌时，不堪强暴，鼓噪而反抗，最后被魏忠贤派缇骑镇压，颜佩韦等五义士蹈死不顾，英勇就义。崇祯元年 (1628)，苏州百姓将五人遗骨合葬，墓基即在当年苏州巡抚毛一鹭为献媚魏忠贤而为其建的生祠里。墓碑题刻“五人之碑”四字，是苏州八龄童韩馨所书。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后写的《五人墓碑记》，更为一代散文名篇。墓地迄今仍为苏州名胜之一。清顺治十八年 (1661)，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祯从扬州到吴地游览，登虎丘，过五人墓，伫兴有感，发为本诗。
诗开篇四句，交待了五人墓的地理位置： 它傍虎丘，在山塘路边，且有清波映衬着墓地，山塘旧时多积水，唐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为解百姓涉水之苦而筑堤，故山塘路又称白公堤，五人墓位于此，也就有了临水的环境。首二句冠之以“流连”“宛转”，语辞的主体是文字中没有出现的诗人自己，于是乎，这两句就不仅仅起着单纯说明地域的作用了，它实际上已透出了诗人来到此地的情感; 而第四句里“英灵”二字一出，诗人对义士的景仰之情即由前面的宛转转为显豁了。“满坛松桂阴，落日青枫树”是借景抒情之笔，字面上是实写景，着意却是在景物的象征意义上，写“松桂”“青枫”等象征高洁挺秀的树木，以此映衬墓中长眠的五义士，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气节，就像松桂青枫一样，是青翠长久、芬芳永存的。下面的“生傍伍胥潮，死近要离墓”两句在写景中更带有明显的比喻意味。伍胥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他帮助阖闾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后为吴王夫差疏远，吴王赐剑命他自杀。相传子胥死后，吴王将其投之江中，子胥尸首随流扬波，依潮来往，激荡崩岸，称“伍胥潮”。要离也是吴国人，吴王派他到卫国行刺庆忌，为赢得庆忌信任，他请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假装得罪出走。到卫后，要离假意向庆忌献破吴之策，诱使庆忌同舟赴吴，途中刺死庆忌，自己亦伏剑而死 (事均见《吴越春秋》)，墓地在阊门内。伍子胥、要离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这两句将五人与之并列，喻示着他们生同古人为一地，死后也将与前人一样永为后人铭记。王士祯的诗歌理论持“神韵”说，其内含之一即在讲求意在言外，含蓄隽永。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佳构虽然多在律诗，在其古诗中也可时见此类笔法，即如上面四句，写景是为抒情，景语情语合而为一，其意蕴就不是干巴巴的文字表层意思了。“千秋忠介坟，鬼雄誓相赴”，上句的“忠介坟”是指周顺昌的墓。明崇祯初，诏谥周顺昌为“忠介”。据《吴县志》载，周顺昌墓在阊门外白莲泾马家墩。诗人流连五人墓本看不到周坟，但这里连类而及，有意以名垂“千秋”来褒扬周顺昌，也是为下句写五人张本。五人生前不过是平民百姓，但他们是为忠介之士呜冤而毅然赴死，他们死后亦应为百鬼之雄杰，并同他人一样可千秋垂名的。句意既赞扬了五人死得荣耀，又暗扣了五人的死因，由此，既使前面景仰之情的表达有了着落，同时唤起了下句的祭墓之举。“苍碑”即五人墓碑，上面镌刻着张溥的名篇 《五人墓碑记》，文章叙述了五人英勇就义的过程。诗人拂拭碑石，感慨万千，酹酒以祭，此时空中寒鸦低呜，尤增添了悲怆的气氛。最后这句“寒鸦自来去”运笔极妙，它既以景语造就了一种吻合祭墓人悲悼心理的意境，令读者在其意境的余韵里回味，使诗本身篇终而余音未绝，可谓富有神韵之笔; 也由寒鸦的自来去反衬出诗人于此的伫立良久，从而在结构上又暗暗与开篇的“流连”“宛转”相照应，由此反映了时年27岁的年轻诗人已经具备的良好创作素质与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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