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蜃楼志》简介|鉴赏
清代白话长篇人情小说，又题《蜃楼志全传》，石印本改名《盖世无双情中奇全传》，二十四回。题“庾岭劳人说”， “禺山老人编”， (嘉庆十二年刊本作“禺山老子”)首有罗浮居士序，称“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劳人”不仅是说， 而且是“撰”，却未涉及“老人”，可见庾岭劳人为本书的作者，乾嘉间广东人，姓名与生平不详。禺山老人仅是参加编订而已。今存版本以嘉庆九年(1804)本衙藏板二十四卷本为最早，孙楷第先生因未见此本，故以嘉庆十二年八卷本为原刊本，系疏漏。此外，尚有“咸丰八年新镌”巾箱本与据之而翻刻的同光本等。现有百花文艺出版社和齐鲁书社整理出版的校点本。
本书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的儿子吉士(乳名笑官)贯串全篇。作品由新任关差赫广大敲诈勒索苏万魁而引出苏吉士后，便叙赫广大的贪虐骄奢，招来魔僧摩刺，摩剌接连洋匪，轻舟袭了潮州，自号大光王。苏吉士因赫广大威逼远走，复因业师李匠山而于途中结识义士姚霍武。姚霍武又为贪官酷吏逼死民命抱打不平而遭监禁，于是与众越狱起事，占领海陆丰。此时，苏吉士持李匠山信劝说， 姚等“就了招安”， “报效朝廷”， 剿平摩剌。苏万魁与李匠山结为亲家，苏吉士与李御史认作妻舅，官商成姻，吉士送别，匠山飘然而去。其间以不少笔墨穿插苏吉士的怜香窃玉与赫广大、摩剌的宣淫弄童，受到明中叶以来的秽词艳曲的消极影响，其颓唐没落的一面诚不足取。但其主要内容，在为人们提供一幅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小说第一回介绍广东洋商苏万魁，说他“于嘉靖三年二月充当洋行经纪”，书中某些官员也冠以明人姓氏，然反映的却系乾嘉时期粤东的洋商与官场生涯，有着比较浓厚的时代气息。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即表明这部小说是“生长粤东，熟悉琐事”的庾岭劳人所写，记的不过是“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第一回开头又说“见未广者，识不超也”，借明喻清之意自明。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下，限令外商只准在广州互市，乾隆二十五年又正式下令洋货交易须经过“公行”， “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 (第一回)。于是出现了象苏万魁这样的依靠清政府特许，垄断进出口贸易的洋商;堪与山西票号商，两淮盐商，江浙粮布商相比，并且是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双重人格，在清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大行商。而广州多级官吏也乘机肥私，除抽收额外商税外，常常接受商人的贿赂，其中尤以粤海关最为突出，因为它既系清朝的封建统治机构，又是皇帝的财源所在，海关监督也每每由与内务府有关的满人担任。因此， 《蜃楼志》除了文学上的价值外，还具有社会经济史料价值。
作品通过赋予时代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形象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不断地运用虚实相间的笔法，渲染隐伏着的内祸外患，使人如临其境，如处其世，现实感是比较强的。 “天下的事，剥复否泰，那里预定得来。我们前四年不知今日的光景，犹之今日不能预知后四年的光景也。” “当日众人饮至下午才分手过船。吉士未免依依。匠山大笑道：‘何必如此!我们再看后几年光景。’举手开船而去。”全书的结尾确是意味深长，发人思索的，几十年后广东终于掀起了太平天国巨大风暴，敲响了封建王朝灭亡的丧钟。它比起清代惯以大团圆结局掩盖社会矛盾、麻醉人们精神的小说要蕴藉深刻，表现了作者的旷达远见与艺术匠心。
作者于广见中表现出来的识超，使他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作品所烘托的环境有利于题材的开掘与人物容量的包含。苏笑官是提挈全书人事的中心人物，很多情节与人物都从第一回赫关差勒索苏家派生开去，犹如主干上延伸出去的大小枝条一般，或象一根丝绳把大小珠玉串联起来。落笔似行云流水，行止无定， 自然随分，迤逦而为，较少刻意求工的斧凿痕迹， “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其随事见人、事过留影和似散复合、错落有致，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缀诸事、可伸可止的格局。
自康熙末年到清末，贪污受贿渐成世风。从《聊斋志异》的刺贪刺虐到庚子后的谴责小说，都是作家们的缘事而发，有感而作，都是窳败的吏治与人民的呼声留在文学上的记录，它们犹如一部形象化的清史。这中间，《蜃楼志》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罗浮居士序)。它所描绘的从海关关差到梁河泊所官员，从典史到书办，这群大小官员的渔猎既甚，倾轧更烈，无疑开了谴责小说的先河，可以说是谴责小说的先声。
《蜃楼志》就这样以深邃的眼光、独特的构思、 峭拔的风格、辛辣的笔调，反映了清中外生活，特别是它描摹的早期的洋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和海关官员的形象为中国小说中所仅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作品情节所显示出来的乾嘉的动荡政局，对人们形象地认识中国近代史序幕拉开之前的那个时代，具有一定价值，在艺术上为种类多、变化大的清小说增添了光彩，标志乾嘉时期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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