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①，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②，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③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④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⑤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鲁迅《灯下漫笔》赏析
编者注： ①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自称皇帝。后文的蔡松坡即蔡锷，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 ② 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 ③ Proletariat：英文，无产阶级。 ④ Democracy：英文，民主。 ⑤ 孙美瑶：当时山东的一个土匪首领。
鲁迅向来十分重视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和剖析，来批判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国民性的弱点，“五四”高潮过去以后，面对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鲁迅更加深了这方面的思考。本文是长篇议论性随笔，在当时来说属于一种创新的文体，它介于“论文”与“杂感”之间，叙议结合，情理兼备，既有鲜明的思想性，又富生动的形象性，所论述的又是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和后来人们通常所指的“匕首”、“投枪”式的鲁迅杂文不尽相同。
《灯下漫笔》共分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各有侧重，相对独立，体现了“漫笔”“任意而谈”的特性，但又互相衬托和照应，共同服从于全文统一的主旨：对封建的“奴隶规则”、“固有文明”和国民的奴化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先看第一部分。作者一上来讲了一个“钞票换银元”的例子，那还是在十年以前，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兵声讨，北京的军阀当局乱成一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京的市民忙着换银元，自然不失为对北洋军阀统治表示怀疑和不满的一种表现。可贵的是鲁迅不但没有忘掉往事，还在“念念不忘”之余作出了独特而深入的开掘，察觉到了市民群众不思根本反抗、但求苟安保守的心理状态，更可贵的是鲁迅在议论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也摆了进去，沉痛地写道：“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番独立成段的议论和感叹，何等突兀醒目，出人意料!作者正是经过这么一番归结和顿挫，随即改用汪洋恣肆的笔法，广泛援引各种史料和实例，多方面地进行剖析和鞭挞，闪耀出灼热的逼人的光芒。
作者在驾御和援用各类史料实例时，不是简单的平列，机械的叠加，而是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第一，先是“人”“犬”(畜牲)并提，从“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民间俗语，到“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的元朝定律，再到战乱时老百姓“情愿自己寻草去”，只求统治者“拿他们去做牛马”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民的悲惨遭遇。第二，围绕“奴隶规则”的存废去留，从五胡十六国一直写到明末的张献忠，一以贯之，令人信服。最后，作者透过现象看实质，撇开“先儒”和“学者”各种装门面、“绕弯子”的说法，直截了当地把“治”和“乱”的转化交替归结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没有疑问，这是作者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的独特发现，是振聋发聩的强烈呐喊。至此，第一部分已经进入了高潮，作者回到今天，联系现实稍作评述以后，立即以一个斩钉截铁的警句作为结尾：“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部分采取“纵”的写法，致力于剖析我国几千年“治乱”史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就纵横交错——同时把目光射向国外，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作者先是不加评述地引用了鹤见祐辅《北京的魅力》中一大段描述，然后扣住引文中所说的山珍海味，巧妙而犀利地围绕“盛宴”生发开去，得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结论：外国人“赞颂中国固有文明”之际，亦即昂首前来“赴宴”——处心积虑地剥削中国广大人民之时。像这种移花接木、顺流而下的写法，既避免了叠床架屋，另砌炉灶，又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讽刺效果。
《北京的魅力》中的筵宴和山珍海味是实写，鲁迅接下来抨击外国人“享用盛宴”是比喻，在这之后，作品又激愤地插叙了一段当时所见的“各式各样的筵宴”，这显然又是实写了。像这样虚实结合、本义和引申义并用的手法，不用说是相当高超灵活的。
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部分还广泛地采用了对照和比较的手法。一方面，帝国主义者赞颂中国固有文明，明明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侵略和掠夺，另方面，某些满脑袋传统观念的中国人却“欣然色喜”，错误地以为中国的“固有文明”真有“同化”外国人的威力。通过这番对照，作者既揭露了侵略者的贪婪和狡猾，也鞭挞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愚昧和无知。而这，不用说又是和第一部分揭示的“奴隶心态”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的。
第二部分行文越到后来越是悲愤、泼剌、尖锐，直到最后，作者又一次激昂地呼喊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番呼喊既是第二部分的高潮，又和第一部分的结尾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鲁迅对青年的热烈企盼。
有一位学者指出：鲁迅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这自然是指鲁迅的全部作品特别是所有杂文而言的，但仅就《灯下漫笔》而论，它引述史料典籍之广，时间跨度之长，援引现实事例之多，着实令人惊叹。所有这些史料和实例，平时分散在各处，读者见了也许不以为奇，但一经鲁迅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汇集一处，略作分析，便立刻洞幽烛隐，真相毕现。加上作者冷峻悲愤的语言、入木三分的讽刺、跌宕起伏的结构，更使文章具有雄辩的感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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