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采薇》在收入《故事新编》前未发表过。文末注，作于1935年12月，具体的时间，《鲁迅日记》 当月3日致孟十环的信中提到 “目前在做几个短篇”，就包括着 《采薇》 在内。
《采薇》中主要人物是伯夷、叔齐，通过对他们行为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创作意图。
伯夷叔齐均为辽西孤竹国君之子，因为互让王位，逃离故国，去西周养老。在养老堂里，“伯夷最不留心闲事”，不关心社会和外界所发生的变化。当叔齐告诉他“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即武王兴伐纣义师时，伯夷的看法是：“为了乐器动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他一再要叔齐“少出门，少说话”，练自己的太极拳。随着出兵的临近，伯夷也很难闲适了：他似乎觉得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了。此后就发生了武王出兵，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的事件，伯夷被跌昏，年轻太太热心地送姜汤，再后是关于大军渡津的战报不断地送来。真所谓“官民们都不肯给他们超然”。尤其是叔齐听来武王攻入鹿台之后的“不但不孝，也不仁”的传说，使他们终于决定离开养老堂到华山去，去华山的路上，又遇到了“归马于华山之阳”的马队，几乎被踏死，“恭行天搜”的华山大王小穷奇的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折向首阳山，在这里，兄弟二人互相照顾，靠着采薇过着看似“超然”、“闲适”的日子，但此时伯夷的“脾气又有些改变，从沉默成了多话”，竟泄露出自己兄弟俩的身份，以致招来了一大批看客和流言。最严重的是小内君的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和鸦头阿金的对主子话语的重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竟“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昏”，最终，“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就是这样，一心恪守先王之道，力求在超脱，闲适中安度余生。但人是社会的的人，只要生活在人世间而不是真空里，就不得不受到社会的制约。社会的发展运动和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无不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以伯夷来讲，武王伐纣的政治军事斗争不能使他完全超脱，“归马于华山之阳”的马队不能使他超然、闲适;满口遵奉先王遗教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使他不能超然、闲适;小丙君，阿金对他们的评论指责使他不能超然，闲适; 那络绎不绝而又对他们评头论足的看客，也使他超然不了;即使是好心为他熬姜汤的年轻太太也使他“超然” 不得，“闲适”不了，甚而至于他的弟弟叔齐也使他“超然”不了，“扣马而谏”事件，主要的导演者不正是叔齐么? 其实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匮乏，更使他们难以 “超然”、“闲适”; 松针糕，固然“发生一点清香，引得他们俩咽口水”，但却是“苦……粗……” 得难以下咽——这在 “姜太公做八十五岁生日”的 “寿筵上听来的方法”，固然“清高”、“超然”、“闲适”，但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却只能是一种幻想。
其实，从伯夷自身方面来讲，他又何尝能真正做到“超然”和“闲适”; 虽然他不理闲事，力劝叔齐“少说话”，但那只是在饱食之后的臆语而已。一旦“烙饼越来越小”，他也意识到“确也像要出事情”;听到叔齐朗诵 《太誓》 中 “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这几句，却也感到很伤心;而在首阳山，因体力太弱留守 “家里”，可谓 “安闲” 矣，却竟耐不住那份孤独与寂寞，一改自己沉默寡言的习惯，“由沉默变成了多话”，以致泄露了自己兄弟俩的秘密，引起了叔齐的腹诽倒在其次，最严重的却是导致大批看客尤其是小丙君、阿金的出现，以致最终饿死的结局。伯夷的行为正是明显地表现了作者对于那些生在充满矛盾斗争时代社会里却偏要去寻求所谓 “超然”、“闲适”的那类人的深刻地嘲弄与批判。
和伯夷相比，叔齐是不 “超然”也不 “闲适”的。在养老堂里，他仍然关心着世事，拜访太师疵、少师强;对商王的无道和罪行也是了解的，并有自己的看法即“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又以武王兴兵为“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虽然他恪守“悌”的礼教道德，但对伯夷要他不问世事 “心里其实并不服气”，认为那是“为养老而养老”;此后武王出兵，是他最先知道消息;扣马而谏，是他“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而逃出养老堂，也正是他的主张，而出逃的理由，正是他所说的武王“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不但不孝，也不仁”;这些都表明，叔齐是不主张也不追求“超然”和“闲适”的。甚而至于有时的想法，也有不够“悌”的地方，如“在心里想：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伯夷)，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这就是对于伯夷的不满了，虽未说出口来。而他们的诗“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从性格上看，恐也出于叔齐之手，当然在首阳山，伯夷的不“超然”的一面也显示出来，这诗也体现了他的思想。诗的内容，很显然是发自己的感慨，但也有议论朝政、攻击时政的地方。这样看来，叔齐虽然逃离孤竹国，避位让兄，其原因并不在于要“超然”。而他在养老堂和以后的言行心思，都表现出对于社会与现状的不满以及强烈的参与社会的意识，是不能和伯夷等同而论的。
伯夷和叔齐的言论行为性格都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的这些都源于一种礼教观念，那就是封建主义的所谓“先王之道”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那一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恪守”并衷心维护的。他们的行为，都从这套理论中引发出来，但却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破绽。如小丙君所讥：“通体都是矛盾”，矛盾虽表现在他们身上，但却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他们所“恪守”、所奉行、所维护的那一套理论所固有的。比如叔齐弃国而走，是体现了“悌”，和“长幼有序”，但却又正违背了“先王之道”，违背父命，“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而伯夷的所为，固然遵奉了 “父命”，却仍然是“昏弃其家国……”;这就是矛盾。由此可以看见，伯夷叔齐的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竭力维护的“先王之道”。换句话说，正是那种极不合理的 “先王之道”导致了他们的悲剧，他们是为其所信奉的“先王之道”吃掉的。由此可见，作者通过对伯夷、叔齐的一生的展示，揭露出了这种“先王之道”、“仁”、“义”等观念的不合理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早在1925年，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中嘲弄读经时说：“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角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是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这里所说的“笨牛”，真可说是伯夷、叔齐之类人物的传神写照。
当然在作品中，对于“先王之道”的揭露和攻击，并不仅止于在伯夷、叔齐形象的塑造上。作品中刻划周武王的笔墨虽不多，但却也刻划出了其残忍的性格面貌。而“归马于华山之阳”马队的肆虐，也都出现在周武王的治下。更有意思的是华山大王小穷奇，这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头子，虽然“仁义道德”满口：“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甚至称搜身抢劫为“恭行天搜”;无论语言如何变化，目的只有一个;抢钱抢东西。这里所表现的，也正是“先王之道”的实质，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正是在周武王和穷奇的对照中，揭穿了“先王之道” 的虚伪和欺骗性。
小丙君是作品中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形象。他本是商王的奴才，“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纯粹是一个帮闲的角色;而这个靠裙带爬上去的家伙，仍然精于看风使舵之术。“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他喜欢弄文学”，“已做好一本诗集子”。他自鸣清高，因村人“不懂得文学概论”而气闷。但这位“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对于伯夷、叔齐的行为却大为不满，作为新朝的新奴才，他对这先朝遗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因为自己已投明主，所以就有已成奴才的优越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吃的薇， 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转仕新朝，立足尚未稳，即以当稳了奴才的身份而自豪自夸，这种心情，在“我们圣上”的媚态十足而极为气壮的话语中显示出来了。而作为懂“文学概论”保有四十车货物、七百五十个奴婢的阔人，又做有一个诗集的评论家，诗人，更从自己特有的帮闲文学观出发，指责伯夷、叔齐“第一，是穷：谋生之不暇，怎么做得出好诗?第二，是 ‘有所为’，失了诗的 ‘敦厚’; 第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 ‘温柔’。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已，‘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温柔敦厚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 ‘怨’，简直‘骂’ 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象一个良民。”简直是一副拉开架势为统治者、当权者帮闲的帮闲文人的腔调! 当然，小丙君的这些话中，有些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够讲出来的。但鲁迅把现代人的语言和古人的语言杂糅一起，同时从现实和古代人的生活中去攫取题材，最终作用于现实生活，为现实的斗争服务，显示出奇特的战斗效益和艺术风貌!
阿金只是小丙君家里的鸦头，一个奴才的奴才;却秉承其主子的心意，向小丙君学舌，去给予伯夷、叔齐加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最终致他们于死地。这是一个充满着流氓气息、没有自己思想、一直以当稳奴才的奴才而自足的长舌妇形象。在伯夷、叔齐死后，她甚至还制造关于他们贪心的流言，既推托了自己的责任，可以心安理得的当奴才，又使他们死后更蒙上了 “贪心”、“撒赖”终遭老天厌弃的流言，显示出这类人的丑恶和阴险。
作品还顺带地勾画了那群看客们的嘴脸，虽寥寥几笔，却也寓寄着深刻的批判之意，这和鲁迅历来对看客的态度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采薇》批判锋芒所向，是多方面的，具体说就是针对30年代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思潮以及国民党提倡的所谓 “新生活运动”、标榜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 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所鼓吹的“王道”等等。鲁迅在致萧军的信中讲到，他写这类作品的目的，是要刨那些坏种的祖坟。这些人提倡复古、鼓吹 “王道”，鲁迅就致力于去刨出 “王道”的虚伪，凶恶以及其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的矛盾。同时，鲁迅还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也批判了当时文坛上的种种不良倾向。如“第三种人”、梁实秋的“文学没有阶级性”、以及林语堂等人对小品文的提倡等等，也继续批判了国民性的劣根性。因此，作品的内容既是丰富的，也是深刻的。
《采薇》在《故事新编》中，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有的论者还认为，《采薇》与 《呐喊》、《彷徨》集中的著名篇章亦可比肩而立。确实，《采薇》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茅盾很欣赏《采薇》的艺术成就，他说：“《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 (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诸《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茅盾 《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这里所说的是鲁迅对于文献资料的运用，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鲁迅说：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采薇》就是“很难组织”而又成功组织的作品，而且“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作品中的各个人物甚至于只是稍现即逝的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既生动又清晰。要做到这一点，自然不仅是茅盾所说的“博览”所能办到的，也不是“毋须再骋幻想”，只是对材料作些铺排就可以达到的。这里面，鲁迅先生仍然是通过自己的艺术构思，驰骋了自己的艺术想象才能产生“起死人而肉白骨” 的艺术效果。
《采薇》的情节安排紧凑，节奏鲜明，发展自然。全篇六个大的段落，每个段落之间联系紧密，而情节的发展又完全以伯夷叔齐的行为为中心。情节之间亦前后呼应，如第一部分的情节是“兄弟议兵”，在这里，作者写了二人的不同的态度，这里伯夷是图“超然”，而叔齐则对形势颇为关注; 这就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叔齐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因此在第二部分“扣马而谏”中扮演了主角，有了“扣马而谏”的行为，才可能有“兄弟出走”，也才可能有以后“华山遇寇”和“首阳绝食”，最后，才有“死后恶誉”加身。这里的情节的发展抓住夷齐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既展示出不同的性格面貌，也使情节的发展产生了内在的推动力。而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也在情节的展开中进一步显示出来。
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注意采用对比对照的方式来显示各人的性格面貌。伯夷叔齐是具有相同的礼教道德伦理观念的，但性格却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伯夷显得稳重，迂腐和木讷，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往往束手无策而求助于“超然”、“闲适”、不问世事逃避现实;而叔齐则显得较为急切、精明、能干，而且有较强的决策力。比如，当叔齐听到周武王打了胜仗之后的所作所为，深感周武王的作法“不但不孝，也不仁”时，他急忙“返身跑进房里去”。当伯夷知道这一情况，竟失去了主张：“那么，怎么好呢?”只有向弟弟要办法了，而叔齐却显得那么成竹在胸：“我看还是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二人性格的差异。而当华山遇寇时，“他们俩都吓得倒退了几步，伯夷竟发起抖来”，但叔齐却不同，在陡然遇险的惊惶之后，随即镇定下来，作品写道：“还是叔齐能干，索性走上前，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偶发意外的情况，最容易考验出人的心理和性格素质，由此也可以见出夷齐二人性格的差异。
对小丙君和阿金的描写，也有对照性质。小丙君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帮闲。他的言行，既发自他见风使舵的本性，又有他急于讨好新王的用心，而阿金所说的话，则不过是对主子腔调的学舌，她只不过是奴才的奴才，但她也有她的特点，即她不能像小丙君那样有那一套“高深”的《文学概论》指导下的“诗论”，而长于制造流言，这正显示了长舌妇的特点。
《采薇》还在一些地方使用了漫画的笔法，使作品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示出幽默的特点。比如写 “扣马而谏”之后，走上四个甲士来，“恭敬地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之后就两个扶一个，开正步向路旁走过去。”“到得背后，甲士们便又恭敬的立正、放下手，用力在他们俩的背脊上一推”。这里的描写，近似于电影的慢镜头或特写镜头，特别是对于甲士们“立正”的重复描写，更给人们滑稽之感;而受到人们批评的小穷奇搜身之后的送行语：“您走了?您不喝茶了么?”既有一种滑稽感，也富有揭露的意义：满口仁义道德的小穷奇等人“恭行天搜”前后，那张脸的变化是何等的奇妙迅速，而强盗的 “敬老经” 也就被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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