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轩先生的通信 (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狁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 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已，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析】 本文作于1925年2月6日，是作者读了2月2日《京报副刊》载崇轩(胡也频)写给编辑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之后，有感而发的。1924年10月28日鲁迅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表现了作者对于作为封建压迫势力的象征的雷峰塔的倒掉之快意。本文题为 “再论”，接续前论，却表现了一种比前论的 “快意” 更为深沉的悲哀。它所针对的，已不是“法海”之流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势力，而是那种自觉和不自觉的 “修补老例” 的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即那些患着保存旧物的“十景病”的奴才们。
作为封建专制压迫的象征的雷峰塔的倒掉，不管其是怎样倒掉的，在追求解放的人的心里总该是叫人高兴的吧，所以文章开头说：“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 ——尽管在 “西湖十景” 中生活惯了的 “旅客”叹息着 “西湖十景这可缺了一景呵!”鲁迅却“幸灾乐祸”地“畅快”了。这表明作者反封建专制压迫的立场。
然而作者这“畅快”是短暂的，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艰巨性。他敏感到“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 ‘十景病’ …… (他们)注定要苦心孤诣花言巧语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所以，他很快就意识到：对于雷峰塔的“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由此便引入正题，抒发他的感想，并定下了全文“悲哀”的基调。这是同“前论”大不一样的。这正是鲁迅反封建思想深沉化的表现。
以上是文章开头的四小段，算是第一个层次。
接下来便泛论开去。先提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的感想来。作者举出例证说：“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勃生等辈”，“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而我们中国却 “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这就表明在中国要想革故鼎新的艰难。联系到孔夫子，鲁迅说： 古代的 “孔丘先生确实伟大”，他“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孔丘先生却“深通世故”，“不肯对鬼神宣战”，“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他 “只是不谈”而已，“而决不骂 ‘鬼神’”，这又是他局限的一面——正因为取了这暧昧的态度，他才“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这也说明在中国做“破坏者”的艰难，更不要说“扫除”和“建设”了。这样就从逻辑上带出了在中国，由于“十景病”的存在，所以“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 ‘十景’ 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 ‘十景病’”的结论。这便是文章的第二个层次，即从中外人、事的比较中，表明中国的传统的、习惯的势力之强大和社会停滞不前的悲哀—— “十景病” 的流行，使真正有理想的破坏者和悲剧作家、喜剧作家与讽刺诗人都难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我们思索的。
“然而”生活就完全“停滞”了么?文笔至此一转。作者指出： “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这就是鲁迅朴素的辩证观点(仅管他这时还未掌握唯物辩证法)。“于是破坏者到了”。什么“破坏者”呢?可惜，在中国，“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即有理想的破坏者——何按)，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狁、五胡……张献忠都是例子。但无论是“外寇”、“内寇”，来了之后只是“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其 “刀斧下” 或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而当“太平的时候”，却又是“正在修补老例”的时候，更与建设背道而驰;而这样的时候，也依然还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在暗中“常在活动着”——而“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小的一个例子”罢了。但雅人、信士、传统大家 (封建卫道者)的“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可悲的历史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社会就永远别想前进!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才延续了两千多年，使文明古国的中国到近代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鲁迅的对中国历史的这一挖掘是十分深刻和发人深省的。
鲁迅感慨说：“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这感慨是极其深沉的。这充分说明了人的觉悟——民众的觉醒之十分重要。
这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说明“奴才式的破坏”确“与建设无关”。而一次的“修补老例”，都使中国社会陷于可悲的 “停滞” 不前。
最后，从雷峰塔扩大开去，进一步地联系社会现实：“岂止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是对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有力抨击。作者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作者就是这样要求我们观人、省己(对谁也不要例外)，注意弄清革新的破坏者同寇盗、奴才的区别，以求中国之真正进步，这便是文章的结论——亦即文章的主题思想。
如果说《论雷峰塔的倒掉》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历史感情的爱憎和理想的一面，那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就主要是表现作者对于现实的复杂感情和足以悲哀的一面。这样“两论”综合起来，作者对雷峰塔倒掉一事的感情、态度就表现得更其完整和充分了。而从感情的层次上看，后者较前者是更为深沉的。
这是一篇典型的鲁迅杂文即文艺性的评论。文章从叙述开头，略表“有点畅快”之意后，便提出“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大抵患有一种 ‘十景病’” (即惯于“修补老例”)做为全文的论述中心。转入正题后，即以议论为主干，围绕中心展开。尽管议论涉及中外古今的人物事例，悲剧、喜剧、诗人、作家、疯子、外寇、内寇、奴才，语言力避抽象而求其形象生动，但论证的逻辑推理却是文章的基本脉络。文章题为“论”，正体现着文艺性的议论这一特色，逻辑严谨，思想深刻，没有片面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证中还不时倾吐了许多感慨，从而加强了文章的感情倾向和它的感染力。例如，谈到乡下人偷挖塔砖时，作者感慨道：“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这感慨是发人深省的。
字数：4753
作者：何休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00-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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