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 ——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 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 (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 “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 ——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 (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 “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 莫要 “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 “聚而歼旃”，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 “奥伏赫变” 了。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 《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进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来我所受的伤的总计，我就划一部分赔偿你的尊“头”。
这里添一点考据：“还我头来”这话，据《三国志演义》，是关云长夫子说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实都是空话。一到先生个人问题的阵营，倒是十分难于动手了，这决不是什么“前进呀，杀呀，青年呵”那样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决的。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来信没有住址，无法答复，只得在这里说几句。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且住，现在很有些没分晓汉，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呵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第二，要爱护爱人。这据舆论，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紧，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张革命青年不该讲恋爱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个有权者或什么敌前来问罪的时候，这也许仍要算一条罪状，你会后悔轻信了我的话。因此，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 在后也。
先生，我将这样的话写出，可以略蔽我的过错了罢。因为只这一点，我便可以又受许多伤。先是革命文学家就要哭骂道：“虚无主义者呀，你这坏东西呀!”呜呼，一不谨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了。趁便先辩几句罢： 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
纸完了，回信也即此为止。并且顺颂
痊安，又祝
令爱人不挨饿。
鲁迅。四月十日。
【析】 鲁迅先生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 ‘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一段话道出了《通信》这篇杂文的写作背景。鲁迅以《通信》 为题，用回复青年Y书信的形式，借题发挥，叙述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以来，自己思想的变化，并针对来自 “左”和右两个方面对自己的攻击，用深刻的讽刺和有力的驳斥加以回击。
杂文一开始就概括地回叙了作者南下广州之前在北京时的创作和思想情况。借回答Y关于鲁迅作品对青年人的影响的问题，作者说：
“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
这是从创作动机和作品的社会效果两个方面驳斥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散布的作者得了某国卢布津贴之类的谣言。说明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影响，是因为这些作品揭露和鞭挞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而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对青年人的一贯态度：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
作者早年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未来的厚望寄托于青年一代，对青年人的错误和缺点采取十分宽容忍让的态度，而高长虹、向培良等等这些年青人出于私欲，采取一些不当的手法攻击作者，这使作者感到分外愤慨。高长虹等人在学习文学创作之初曾受过鲁迅各方面的关怀、爱护和培养，鲁迅为他们修改文稿，甚至累得吐血。但高长虹等人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之后，便公开攻击鲁迅为“世故老人”、“戴着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另一方面，又借用鲁迅的名字招摇撞骗，谋取私利，这怎么不使作者感到痛心呢?然而作者在此并没有多说，用笔分量也极有分寸。作者曾说过：“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今之青年……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在文章中作者对高长虹等人的恶意攻击只是 “呻吟几声”，至多不过是顺手还击，正是“十刀才还一拳”之意。这段文字也正从侧面驳斥了所谓“诱杀青年”的攻击，但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对青年的拳拳深情。
文章接着说明“四一二”以来自己思想的变化，以此回击“正人君子”和某些“革命文学家”对自己的攻击。
作者对给自己的思想转变有重大影响的广州反革命政变的叙述，用了十分含蓄的笔法，并没有直接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只是曲折迂回地说“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也没有直接表明自己对血腥罪行的满腔愤慨之情，而用反语责怪自己“有些神经过敏”，因而 “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 ‘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作者用此曲笔，不但是因为直言不讳为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所不许，也是由于所谓“清党”的血腥事实路人皆知，不需多说;况且在这里不是作者达意的重点。用一联串的反语责备自己对“清党”的态度，正是暗刺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从“左”的方面对自己的攻击。“浅薄的人道主义”是创造社郑伯奇的话，作者在此信手拈来，加上“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的话，用以讽刺“革命文学家”鼓吹“超越时代”、对暴露黑暗现实的文学作品非难和排斥的错误态度。
作者又以 “世界上是不多有的” “清党” 而自己“没有料到，未曾描写”的事实为由，表面上责怪自己“料事之不明”，实际上回敬了正人君子们从右的方面对自己所谓“毒笔”的攻击：“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动，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又依势讽刺“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们： “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 这就从反面证明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妄图超脱现实、超脱时代的“左”倾幼稚的理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究竟是行不通的。
文章的后半部分，集中驳斥强加在作者头上的“诱杀青年”和“延误革命”的恶意中伤。概括起来，一是把自己与某些“革命文学家”进行比较，说明自己对革命青年的吃苦感到 “实在很苦痛”： 而某些 “革命巨子” 对此 “是不算一回事的”; 二是把论敌对自己从“左” 和右两个方面的攻击互相矛盾的论点加以对照，在对照中暴露其荒谬性。作者说，正人君子们攻击“诱杀青年”，而 “革命文学家”们又加之 “延误革命” 的罪名，这些“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的卑劣做法，使人“又好气又好笑”，反而 “倒心里轻松了”。三是借规劝Y之口，尖锐批评 “革命文学家”们不向黑暗进攻，却挂革命招牌，争革命家头衔，大讲什么“最后的胜利”这种空喊革命口号而逃避现实的错误态度，指出：“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四是揭露论敌“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在后”的卑劣做法。文章最后用恳切的语气规劝在苦闷中的Y，一要谋生，二要爱护爱人;但“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体现了作者对要求进步的青年的关心爱护和希望。
本文是一篇用书信形式写成的驳论式的杂文。文中运用了许多具有强烈讽刺性的反语，不但揭露敌论的荒谬，而且暴露其手段的卑劣。文章还抓住敌论的相互矛盾之处，伺隙乘虚，给以重创，却省去许多正面辩护的文字。行文中还插上一些形象传神的描绘式的文字，起到单纯的论说所起不到的作用。如批评讽刺某些“革命文学家”逃避现实、敌我不分，就来这么一段：
“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这“有闲阶级”和“十万两”“无烟火药”等话，都是创造社某人错误攻击鲁迅的话，鲁迅将它们顺手拈来，放在他的形象化的描写中回敬对方，使论敌自食其果，处于极被动的地位。这些地方，都显示了作者驳论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
字数：6951
作者：杨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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