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 “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 “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析】 毛泽东说: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鲁迅,就是在这个 “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他怀着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方面有力地宣传革命和战斗的主张,号召 “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 (《坟·文化偏至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更张破坏,无稍假借”(《坟·摩罗诗力说》),告诫人们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他痛感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紧紧箝制着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群众变得 “麻木”、“愚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急切地要治疗封建统治阶级传染给人民群众的精神上的痼疾,改变落后保守的习惯。
可以说,面对群众陋习,怎样实施改革? ——这是鲁迅长期探索的问题。
所谓群众的陋习,也就是国民性的问题。本世纪初,无论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革命派,都曾经大张旗鼓地接触和提倡过国民性的主张,诸如梁启超、邹容等人。鲁迅最早思考这问题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正式提出国民性的问题,始于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而论述较为集中的则是“五四”前后,这条思想线索贯穿于他整个的前期思想之中,但呈现着缩小和削弱的趋势。
尽管国民性曾是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它毕竟同生物进化论一样,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的,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很大的局限和消极作用:它强调了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共同之处,却抹煞了国民之中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客观现象作出正确的结论。
鲁迅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掌握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取得了思想飞跃的充分条件,终于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尽管谈的还是老问题,但是《习惯与改革》给予我们的却是全新的感觉。
文章从当局禁用阴历这样一件“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谈起,举例说明因袭的习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典型的是日历上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接着便运用正面的理论和反面的史实以证明改革习惯诚非易事。这种写法显然增加了文章的深广度,既雄辩有力,又具体生动。值得注意的是正面的理论直接引用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语意,而且以敬佩的心情赞扬道:“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这说明鲁迅不仅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且已经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加以运用。
马列主义给了鲁迅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他深刻地指出了在改革旧习问题上的三个要点,至今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启迪,那就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要认识民众力量的伟大,要深知民心,正确引导,“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以及“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习惯与改革》 不仅是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短评,而且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献。
字数:2520
作者:王德邻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58-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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