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 “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 “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 “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 “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 “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 “搁笔” 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析】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述及： “左联” 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论争，这场论争批驳了资产阶级文艺观，对马列主义文艺观的传播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斗争进入高潮时，鲁迅也起而参战。他把笔锋主要指向苏汶，有力地声援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本文斗争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给予论敌以致命的批判。
全文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段(一至二自然段)鲁迅一开头就揭穿胡秋原的画皮，指出他们挂着“左翼”招牌，而其理论的实质，却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 ‘共匪’ 说”。简介了论争的社会背景，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同时刺击“自由人”胡秋原，从而引出 “第三种人”苏汶“苦痛的豫感”，引出他们一群对左翼文坛的攻击。本文是针对“第三种人”而作，必须引述苏汶的三个攻击左翼文坛的论点。
第二段 (三至十一自然段) 鲁迅揭露“第三种人”妄图破坏左联与广大作家关系的阴谋，指出左翼作家并未动不动便指别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 ‘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严正地表明左翼阵线要扩大的思想。文中鲁迅深刻地阐明文艺与阶级、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有力地驳斥超阶级的谬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这段驳论，从根本上揭穿了“创作自由”论的欺骗性。同时，指出在左翼作家之中，不但 “有 ‘左而不作’ 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 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这样清醒地分析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提出了必须坚持文艺战线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清理，整顿、扩大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任务。
第三段(十二至十五自然段)鲁迅在结束行文前，引用 “第三种人”的话，证实了他们走投无路的丑态，“怎么办呢?” 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
这是一篇论辩性的杂文，从结构上看，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敌论; 第二段针锋相对，批驳敌论; 第三段总括全文，讽刺论敌。这便是“正对 ‘论敌’ 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两地书 ·北京 ·十》)。为了论辩中发挥驳论的作用，首先摆出敌论，才能揭示背景，引出原话，以便抓住要害，准备批驳。怎么批驳呢?要选好 “突破口”，如用了三个 “心造的幻影”，揭露“第三种人”理论与实际脱离，宣言与行动分开，从而批驳了 “超阶级”的 “文艺自由论”，剖开了 “第三种人”的伪装。又如“第三种人”把他们“搁笔”归咎于左翼 “严酷的批评”，鲁迅严正指明，左联不但没有“压迫”人家的自由，而且恰巧相反，自己的自由被剥夺，实际上在当时已成受压迫最深、最不自由的文学团体。这既可看出“左而不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能将他们向受压迫和受摧残的左翼文坛要求而不向反动当局要求“创作自由”的本质，揭之示众。那么，“第三种人”搁笔的真正原因何在呢?鲁迅十分精辟地分析和深刻地批判：“其实，这 ‘第三种人’ 的 ‘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的原因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 ‘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这样下笔较巧，从批驳敌论入手，“突破” 了 “第三种人”的观点的要害处和实质处，有利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利于彻底驳倒敌论，有利于使文章深入展开，有利于加强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魅力。这样先驳论据，论据已驳倒，论证便难以存在，论点自然难以成立了。全文扣住“搁笔”展开批驳，“历举对手之语”一击而中要害。本文结尾连续引用“第三种人”的话，是是非非，运用反语，揭示其心态矛盾百出，正是他们作恶必败的趋势。开头引用敌论，架起批驳的靶子，而结尾再引敌论收煞，杂文技法上亦称“首尾呼应”，收尾引用“对手之语”，进行有力地讽刺，达到“自我暴露”的艺术效果。这比作者下个结论，更为自然，有力，充盈幽默风趣，说服力尤强。
字数：4073
作者：李乡浏,许怀中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89-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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