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 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水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 (Upton 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 (Maeterlinck )，梭罗古勃 (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 (Friche)，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析】 本世纪30年代，当国民党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向日益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大举“围剿”之时，力主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鲁迅及时写下了一系列这种匕首、投枪式的战斗作品。《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走狗，照见了这些现代文坛上的 “鬼魅” 们的原形。
在这篇共有4个小节的作品中，鲁迅一方面让事实说话，通过大量事实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们“围剿”左翼文艺活动的罪行，以便让人们认清这些“鬼魅”们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还勾勒出左翼文艺运动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成长发展的线索。这样，两条线索贯穿始终，组成了全文的主要内容和情节结构，形成了这篇杂文的一个显著特色。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的目的，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终于暴露在世人面前。在首节中，鲁迅就用简短的文字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国民党的真面目，同时也暗示出当时左翼作家们所面临着的险恶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面对凶残的“鬼魅”们，左翼文艺运动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由此看出，全文从一开头就并存着 “围剿” 与反 “围剿”的两条线索，并且一直延续到全文结束。果然不假，“鬼魅”们开始禁止书报，压迫作者，乃至残暴地杀害几位青年作家;还试图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种啼哭叫喊的“文学”来抵制左翼文艺运动。在第二节中，鲁迅在历数了上述内容后强调，“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而左翼文艺运动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却获得了发展。在最后两节中，鲁迅还批判了那些具有“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的“第三种人”的帮闲行径。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扮成“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而要写出所谓具有永久文学性的“伟大的作品”，一方面却又在帮助当局大肆删砍书报作品。在上述种种伎俩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当局便指使歹徒赤膊上阵，捣毁影片公司，冲砸书店等等。然而，即使在这种高压之下，“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这样，人们终于看清了在“围剿”过程中逐步暴露无遗的各类“鬼魅”们的真面孔，从而更加敬佩那些敢于同“鬼魅”们作斗争，为建设和发展新文学而不惜生死的左翼斗士们。
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来强化对文坛“鬼魅”们的揭露和对左翼作家反“围剿”斗争的表现，使作品洋溢着高昂的战斗气氛。例如，鲁迅借用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仙药成仙的典故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贪婪残暴的本性。刘先生得了上帝的恩典，终于带了夫人、鸡狗房屋升天而去了;“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国民党当局终于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向共产党大开杀戒，疯狂“围剿”左翼文艺运动。这就充分证明了 “鬼魅”们的行动源出其固有本性。再如，鲁迅还采用一些精辟的议论来指明“第三种人”的言与行的矛盾及荒谬。“第三种人”标榜自己“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对此，鲁迅指出，“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他们确实与此不“相关”;然而在其它一些场合里他们又“相关” 了，如“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等等，通过这些议论分析，读者便看清了他们 “非左”、“非右”说的荒唐可笑。此外，鲁迅还运用反语来嘲讽那些在敌人高压下投降变节者的行径。鲁迅说，有的人为了获得一条生路，便“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言语中满含着鄙视与愤怒。在本篇中，鲁迅还借助一些抒情性的语句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未来的期望。在文章结尾处，鲁迅就富有深情地写到，经过“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这些话语对那些在黑暗的王国里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将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字数：5393
作者：周成平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31-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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