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 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仗，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 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00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 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 “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 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 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 “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 “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析】 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鼓吹用 “孔子之教” 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在东京等地大修孔庙。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于1934年2月下令尊孔，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大力宣扬“孔孟之道”，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 与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鲁迅在1935年4月28日致肖军的信里说： “我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这篇文章，就是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日文发表在6月号《改造》月刊上的。
文章一开头即点出引起本文写作的契机，乃为“新近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东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这一新闻，正是内外反动派要用孔教做“敲门砖”的一个证据。的确是很值得议论一番的。
文章分五个层次，逐层深入地写出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变化，并深刻地揭示了其变化的因由：
第一个层次从日本汤岛孔庙落成、湖南军阀何键赠孔子画像一事，引出孔子的相貌问题加以议论。鲁迅指出：“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因为文庙(孔庙)中没有塑像。至于画像，作者倒是从书报插图中见过一两次，所得印象“是一个很瘦的老夫子”，着 “大袖口长袍子，” 腰插“一把剑” 或腰下 “一枝仗”，“俨然道貌”，“威风凛凛”; 然而联想到他生前 “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地奔忙，却 “颇有滑稽之感”。这是首先通过其“俨然道貌”与急于“仕途”的行为的矛盾，来讥讽其“道貌”的虚伪性; 并说“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这就把一般老百姓对孔子的生疏和知识青年对孔子的不恭的消息透露出来了。
接着第二个层次，叙写清末在“外交失败”的打击下，“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开始“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于是孔子便从“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赫赫宝座跌下来。鲁迅以讥讽的笔调写道：“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因为“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于国家实在太不可靠，“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虽然接着又有“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的“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的“反动，”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自杀了”，这时“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于是就官派学生留洋而兴起了留学之风。孔教在国内的地位终于一蹶不振了!然而作者到了日本，日本学监却竟然称中国留学生为“孔子之徒”，要他们到日本的孔庙去“行礼”。这不能不令中国留学生大吃一惊。这就是说，随着中国发现日益落后挨打而疏离孔教、面向西学，而日本帝国主义倒反而尊孔以遂其侵略的野心。
接着第三层，进一步叙写了孔子在中国地位的变化过程，从而说明他的阶级实质和权势者利用孔教之目的。根据史实，鲁迅指出：“孔夫子的做定了 ‘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这是何等地孤独，不得志!他“死了以后……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被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尽管如此，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孔夫子 “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尽管“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即使是权势者，他们 “对于圣庙……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无用了”。换言之，“死了以后”的孔夫子不过是被他们“当着 ‘敲门砖’ 的差使” 而已。
这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下面第四个层次，便举以“最近的例子”，说明“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作者指出，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曾经想到用尊孔复古来达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但是“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因为“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终于演化为 “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林语堂《子见南子》讽刺剧在孔子故乡的上演及其引起的风波，只是一个例证罢了。这对中外反动派企图利用孔教来实现其加紧侵略与统治的阴谋，正是一个 “明明白白的” 警告!
最后归结到“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孔夫子的只有恭谨，却不亲密”的冷淡态度，呼应开头作结。鲁迅指出： “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 ‘礼不下庶人’”。所以，孔夫子终究只“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 ‘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从而进一步揭露了孔子的阶级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是对全文中心论点的升华。
文章语言朴素，运笔从容。在冷静的叙议中，时而夹着幽默，而用词的准确，色彩的鲜明，情感的自然倾注，也是本文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字数：6067
作者：何休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58-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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