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 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 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 ‘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 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 ‘快来’ 何不因 ‘快’字是状词而改为 ‘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 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 “一味仿效西洋” 的 “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色，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 “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
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分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 古之“满崽”，正犹今之 “西崽” 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
“……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己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教之之道，在于学。” ( 《今文八弊》 中)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 “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 “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则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
六月十日。
【析】 《“题未定”草 (一至三)》作于1935年6月1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1日 《文学》月刊第5卷第1期，收入 《且介亭杂文二集》。
此前鲁迅曾作《“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小品文的生机》等文，抨击林语堂之流“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提倡闲适性灵小品的“帮闲”伎俩。《人间世》第28期刊发林语堂《今文八弊》，攻击鲁迅等人著译中吸收外国语法的某些特点，是 “西崽”，“洋场孽少怪相”，“其弊在奴”，又攻击鲁迅等译介波兰、捷克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而没去介绍 “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总是媚字一字不是”，“其弊在浮”。《“题未定”草 (一至三)》主要是针对林语堂的攻击而作。
文章由既有内在联系而又有相对独立的三则杂感组成。其一，从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展开议论，引出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新近又以为《死魂灵》“写法平直”“一口答应”了翻译，而 “真的又要翻译”，则遇着难关，“ ‘苦’字上头”。随之由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硬着头皮译”书到得烦厌、疲倦时，“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 的老脾气，又自然引出别一 “华盖运”： 《文学》月刊未经同意，就在4卷6号刊登广告说，下期有鲁迅的散文，题目叫 《未定》，予这种“情同绑票，令我为难”的“商略”和时弊以揭露和指责，并破题：文章题目为“题未定”，藉以讽刺。而鲁迅南京求学时所得机件名目来译 《铁的静寂》，已经使读者 “隔膜”，《庄子》、《文选》，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则信笔一带，给提倡明人性灵小品，罗列现代白话著译弊病的林语堂等人以有力的揄击。其二，以“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句承上启下，首先阐明关于翻译的见地： “翻译” 的“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接着以 “幸乎不幸乎” 句，转向对林语堂《今文八弊》的批驳。指出林语堂的臆造虚构，“助成其名文”，正是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其弊在浮”。并进而活描出“诚于中而形于外”，以英文为其 “吃饭家伙”，“服事洋东家，”“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买办文人的“西崽相”。其三，文首 “由前所说” 句自然过渡，把议论拓展开去。“西崽”与古之“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一样，因 “事大”而 “自大”，即以卖国投降而显身求荣，“足以傲视一切连 ‘事大’ 也不配” 的人民大众。针对林语堂的诬蔑攻击，鲁迅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 《摩罗诗力说》 迄今介绍外国文学的一贯和正确态度，指出凡所译介都必须同我国人民大众“易于心心相印”，对于中国革命有所帮助。而这“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恰恰相反，倒是“用势利眼睛看”世界文学史的林语堂，才正是“附势奴才、拜金崽子”。这情形“其弊在奴”。文末指出，而今“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深入现在的文林”。作为附势奴才，拜金崽子的林语堂之流却热衷于提倡性灵小品，“论语” 文 风，犹为古代笑话 “割股”中的孝子，既想当孝子，又怕割股痛，予以无情的抨击和嘲弄。全篇三章，约四千言，似信笔挥洒，实则相互照应，婉转曲折，浑然一体，显示了鲁迅杂文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
唐弢曾指出：“鲁迅的杂文“是泼辣的，以示韧，是热烈的，以示爱;是从容的，以示理智;是讽刺的，以示抗争;是幽默的，以 ‘给人愉快和休息’” (《鲁迅的杂文》)，本文中作者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强烈爱憎情感，被熔铸成为足以“喊出一种新声”，抒发“诛心之论”，足以“钩下”某些人们“嘴脸的轮廓”，摄取“现代社会的魂魄”，绘出有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高扬的真实而传神的 “社会相” 形象：“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主)和精于“商略”、“情同绑票，令我为难”的编辑相 (次)。不仅议论是形象化，情感化，诗情化的，语言也缜密非凡，字字千钧，“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附势奴才，拜金崽子”。“ ‘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等骈体偶句，更喷发着对“西崽”类愤怒的烈焰。一篇檄文充分体现着鲁迅杂文风貌和鲁迅伟大人格!
字数：6574
作者：冯望岳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67-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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