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拼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 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析】 本文作于1927年4月10日。
北伐期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仅隔一日，北伐军攻克南京。这样连续的重大胜利，使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各种庆祝活动更是绵绵不绝，报刊上的祝颂文字铺天盖地。鲁迅这篇文章却与众不同，另树一帜，专谈庆祝的 “那一边”。在热烈的氛围中，显示了特有的冷静和清醒。
作者开始说：“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私自高兴”，且达“两回”，说明面对胜利，作者和大众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作者并不打算从“高兴”上发挥开去，所以接着说，要做文章，但“好的意思却总象断线的风筝似的收不回来”。轻轻一笔便打住了欢庆这一边，把文章导向了庆祝的 “那一边”。三个 “忽而想到”，表现作者在“那一边”里思绪联翩。那些片断的念头，列陈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表明：革命尚未成功，战士正在流血;军阀仍在横行，革命者尚在遭难;反革命复辟的阴影亦历历在目。那么，现在就来大谈庆祝，当然为时尚早。在这些事实论据的基础上，作者顺势得出结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由“永远进击”引出列宁关于强调革命彻底性的一段话，作为理论根据，并自然沟通作者的一贯主张： 打“落水狗”。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写出了革命者一方应具的作为之后，又把笔转向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反动派方面。举到清初的几个皇帝和袁世凯，指出反动统治者嘴上说着大度和宽容，所行则是对于异己“赶尽杀绝”。进而得出结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真是一针见血，深刻透底。这又是从反面说明了必须打“落水狗”的道理。
行文到此，作者已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正面到反面说明了不应忙于庆祝的理由。然而，这还仅是作者对庆祝与革命关系问题思考的第一层面。进一步的立论更是惊世骇俗：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为浮滑。”所谓“转为浮滑”，其一是指革命势力扩大，各种投机分子也会乘机潜入，从内里蛀空革命。这情形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即如辛亥革命以后，连军阀也口口声声讲民国讲共和了，就象《阿Q正传》中写到的那样：一夜之间大家都盘起了辫子，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了。而实际上坐在公堂上的还是知县大人、举人老爷、带兵的把总，背时的还是阿Q。除去民国共和这块招牌之外，骨子里一切依旧。作者在文中例举了曾为军阀开脱的《现代评论》近期的变调，并推论统一以后，依靠军阀的研究系恐怕也要讲革命。其二是指在革命高扬、远播的同时，革命精神也可能发生变异。这道理又是通过类比来说明的。“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而“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传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作者抓住教义传播和革命传播中的相似之处，用教义精神已经浮滑的事实，作出革命精神能转向浮滑的推论，使难于被人理解的意思豁然开朗。
全文警句频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读者循着作者自然联想的思路逐步进入对问题深层次的理解，感受到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同时，作者用笔极讲究分寸，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没有说教味。点事实，讲类比，重启示，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调动读者参与，和作者一同思考，共同进入一片思想的新天地。
字数：2900
作者：唐龙潜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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