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复活》的写作背景

　　时代背景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赤贫。当时俄土战争的重负，连年饥馑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时托尔斯泰越发地关心人民的困苦。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灾工作，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可怕处境，在他多年探索、思考的基础上终于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 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个人背景

　　托尔斯泰在相继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进入晚年的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的艺术批判力量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现实主义”。这无疑是他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更是他精神探索的结果。以广大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这是他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这在他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最鲜明、也最为突出。

　　创作过程

　　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小说写于1889至1899年，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问罪过，不幸婢女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托尔斯泰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

　　作品赏析

　　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品，一方面，在对当时社会的罪恶和腐朽反动的国家、法律、教会制度的揭露上，很难找出另一部作品有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它宣扬了赎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宗教对于托尔斯泰非常重要，而“托尔斯泰主义”也与他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托尔斯泰历来被看作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而其最显著的矛盾就表现在他的宗教思想上：一方面，他激烈地揭露和抨击俄国黑暗的教会：另一方面，又热烈宣扬宗教道德思想。但是如果结合19世纪俄国现实的话，就会理解他身上的矛盾性。首先，俄罗斯民族信仰宗教，托尔斯泰要宣扬其思想就必须顾及整个俄罗斯民族的这一特点;当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腐败、残暴使得生活其下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无奈之下只有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和解脱。所以，作为宗法制农民代言人的托尔斯泰也必须从宗教角度为俄国人民寻求摆脱的路径。托尔斯泰是艺术家和思想家，而并非政治家和革命家，又由于自身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有把改造社会的关键点寄希望于以博爱为核心的宗教道德理念上，希望以此来解决社会矛盾。要注意的是，托尔斯泰主义虽然来源于宗教思想，但在托尔斯泰那里，他将现代宗教意识概括为全人类兄弟姐妹般的友爱团结。可以说在这里宗教就不是一种迷信思想，而是一种道德准则。

　　在《复活》中，道德问题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大量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价值。过去很多观点认为，书中充满了托尔斯泰布道式的道德说教，并把这些视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有些批评家甚至干脆认为《复活》是托尔斯泰变成道德家之后艺术走下坡路的一个证明。比如小说中含有教会无法接受的渎神言论，也含有社会批判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书中所反映的司法环境：诉讼过程不公正，监狱关押缺少人性，只会增加犯罪率;另外，根据福音书的说法，人也没有权力审判别人。

　　宗教的救赎

　　托尔斯泰主义和俄罗斯的宗教哲学有很多关联之处，但在《复活》一文中，这种精神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与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解决的方式显得苍白无力，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作为上层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在认识到自身的罪恶之后，可以通过宗教的手段，来实现对自我救赎。然而对于从来就处于下层的穷苦百姓，他们的救赎要依靠什么呢?显然只能靠宗教。由于这种局限，托尔斯泰艺术的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在失足后仍可重新站起来，并在道德上获得新生。所以才会造就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他作为陪审员出席庭审时意外调到被控杀人的妓女卡秋莎·玛丝洛娃。十年前他诱奸并抛弃了她，从而导致她沦落风尘。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他想和她结婚，井跟随她到西伯利亚服苦投。他抛开自己优越的生活环境，把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奔赴西伯利亚。但玛丝洛娃拒绝这种“牺牲”，嫁给了一个政治犯。

　　其实，岂止是平民，对于贵族也一样，《复活》里写的虽然是贵族的忏悔，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把这个母题当作贵族的专利，他是把忏悔放在人的心灵的内在的、普遍的矛盾中展开的。人都有神性和兽性。人若放纵了自己，就可能堕落：而人一旦自觉，则可能“复活”。所以托尔斯泰主张以“道德的自我完成”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和罪恶。在社会革命激烈的时代，他提倡“不以暴力抗恶”，是反对阶级斗争的。

　　玛丝洛娃最后原谅了聂赫留朵夫，可这并没有改变她被流放的命运。人是一个作为过程的存在，当人的物质形式消灭以后，无论是托尔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任何一位有理性的文学家都难于讨论关于灵魂的问题。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恶，人们怎么样才能摆脱。原谅与宽恕对恶能起到任何作用吗?当然，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尤其不能解决人性深处的，不依赖社会制度而存在的矛盾，例如贪婪、妒忌、淫欲、暴力等。但是，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实现物质上的解放后，才有条件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每个人摆脱了饥饿、寒冷、奴役、压迫的束缚之后，才有可能追求灵魂的自由。

　　矛盾的诉求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最终也没能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作品最后也只写了聂赫留朵夫希望从福音书找到解决的方法。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局限，他在小说中对革命者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革命者并持一定的反对态度。他宣扬的只是一种非暴力政策，即“不以暴力抗恶”，他虽然厌恶当局者，但是却反对报复政府的统治，所以他通过革命者表达了这个思想，即书中纳巴托夫说的;“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只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教义教导人们向善，企图以此感动所有的人，使统治者也向善，达到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这种改良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聂赫留朵夫最终也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找到社会的真正出路，但他为普通民众服务的思想以及其忏悔过程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复活》中最后男女主人公在心灵上，道德上都达到了复活，实际上也是作者心灵和道德的复活，他更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并且思想上也达到了新的飞跃。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不赞成摧毁当时的制度，但托尔斯泰对俄国统治机关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法院唯一的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他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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