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是一个漂泊至俄罗斯的弗留利人，一场大病几乎耗尽我所有的积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伊琳娜，我们相爱、同居然后结婚。婚后伊琳娜怀孕，不幸难产，大人和小孩都没有保住。失去妻子和孩子后，我离开这个城市继续漂泊。我得知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工程需要工人，便和弗留利同伴一同来到西伯利亚。在那儿我结识了许多人，有吉尔吉斯人阿纳泰、被阿纳泰所救的女人爱迪姆以及盲童法拉列等。我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和工作，并且成为同伴们信赖的人。工程接近尾声时，工地突然流行传染病，我病倒了。在爱迪姆的照料下，我渐渐康复，并对她产生了感情。当工程结束时，我决定留在西伯利亚，同爱迪姆与法拉列一起生活下去。这里就是我漂泊的终点。

　　【作品选录】

　　铁路的死者正是像泰加森林的死者一样。他们的精灵继续在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又特别是在活人的思想中，游来荡去，而活人的思想则继续用鬼魂来充实他们的生活;他常把这些死者想象为神色不安，有黄色的眼睛、灰色的皮肤、长长的胡须，不穿靴子，也不戴帽子，同样也不穿皮衣，犹如冰冻的木乃伊，因为西伯利亚的严寒是如此贪婪、如此无孔不入，它甚至闯入死人的境界。每逢他想到人为铁路所付出的代价，把受伤、疾病、死亡、辛劳、汗水、焦虑、恐惧、那些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所经受的无穷无尽的炼狱似的痛苦折磨堆在一起，他就总是感到自己被一阵阵寒噤所侵袭，所剩无几的一根根头发也在头上竖立起来。然而，甚至连阿里哥也从不旷工，除非只有一次，由于肚子不适，一连三天不曾工作，为此，他不得不一天有八次或十次之多，躲到枞木房的隐秘之处。

　　随着工程结束的临近，我也舒了一口气，因为不久之后，我也将与同伴们一起，登上火车还乡。我的任务即将告终。我已经把我那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民一直带到乐土的边界，或是靠近大海之处，正像那个希腊人： 他曾率领他的手下人等穿过小亚细亚的高山峻岭，而这时，波斯王还在追剿他们呢。

　　但是，我们当真已经到达靠近大海之处吗?乐土当真距我们只有两步远吗?其实，这条铁路仍然藏有置人于死地的尾部一击，犹如垂死的一条金枪鱼或一条鲸鱼;果然，正是在此时，工地上出现了痢疾和热病的头一批病例。关于传染病，在工人中间已经谈论多年，而且是因恐惧而压低了嗓门、哽咽地说出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工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传染病，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如阿里哥的病情。现在，众人如此害怕的传染病，竟然来到这里，来到众人的眼前： 它身穿袍服，而且显露，在我们面前跳着它那萨拉班德舞，就像在一家木偶剧院的舞台上似的。这是一些剧烈的疼痛，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搅动声，这就迫使病人不得不把身子蜷缩起来，或是在草垫上扭曲身体。四肢无力，冷汗直流，根本无法站立。于是，对传染病的旧日恐惧就不仅是一句愚蠢的空话了，而且还包含着一些真实的东西，如死亡。这种盗贼般的、杀人不眨眼的传染病，在走着，走着，它穿过泰加森林，走了几千俄里，一直来到我们跟前。工人患病多如苍蝇。过去喊了这么多的“狼来了”，现在，狼果真来到了，而且谁知结果会如何。热度很高。病人一个个发烫，就像夏天烈日下的石头，病人的嘴唇也变紫了，甚或变成青灰色。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霍乱，伤寒?斑疹伤寒似的热病?要么则只是某种恶性感冒?也许，我的一班人当中有人病倒了，而且我无法把他们全都带回家去。我非常不快，仿佛责任在我，尤其是因为西尔维斯特罗总是在我们中间转来转去，坐立不安，面色苍白，心神不宁，那副样子是我从未见过的，不论是在工地还是在村里;他注视着我，仿佛想要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们大家都要在西伯利亚丧命，而那等待他的尸骨的无名墓地——对此，他曾做过那么多的猜测——与他所做的一切预见相反，恰恰就是吉尔科夫斯克，那里有那么多一对一对的东正教的十字架和木栏杆。在他看来，是霍乱，一定是霍乱!我们喝过那条河的水，而那河想必已受到工程的病菌感染，也许是在更靠上游的地方……

　　或者，也许并不是霍乱，因为病人的皮肤并不曾发黑，而是某种形式的伤寒。他似乎记得，人若得了霍乱，皮肤就会发黑。他想必是幼时听别人讲过，当时，在老年人心里，对威尼斯的那场霍乱曾记忆犹新。他由此也便加倍确信，活人无非是装着很好地经过施肥的泥土的花盆，这花盆是用来在活人的内心深处培植死亡的种子的。这一次，他算是躲不掉了。死神曾与他多次擦肩而过，至今他的肉体上仍带有死神抓伤的指甲印。他的一个肩膀上有一大块曾在坠落时从他身上擦过的石头留下的痕迹，在一条腿上也有曾被一辆四轮马车撞伤的一些疤痕。但是，这一次，他感到死神就在自己头上、如同一头豹子趴在一块岩石上、就要一跃而下似的，他将无法使自己扑到一边去。“这次，咱们是躲不开了。这次，咱们全都得送命。我以前跟你们是怎样讲的?”

　　他落到一种无法克服的悲伤的油垢里，不能自拔。他那疯疯癫癫地预言大祸临头的做法，把卡佳吓坏了，以致她又重新开始生活在旧日的噩梦里，她梦见死神似乎即将再次进入她家，从她的怀抱中夺走她的第三个丈夫，就像对待她前两个丈夫那样。于是，发生了一件大家都不曾预料到的事。一天，卡佳从家里出去，未再回来。流言立即传开： 说什么她与埃罗斯卡大叔勾搭上了，有人曾看见他那两辆叮叮当当作响、装满各种货物的大车，飞也似的奔逃，并且还听见沿着通往乌兰乌德的小路有马鞭的抽打声。卡佳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 她藏在埃罗斯卡的大车的罩布下边。她肯定不会像阿纳泰那样，去到泰加森林里。她甚至见了一只猞猁、一只狐狸都怕得要命……

　　我们想起我们曾在庆祝会期间、在她家里看到她是怎样与埃罗斯卡大叔跳舞的，于是，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怀疑。发生的事不奇怪吧?既奇怪，又不奇怪。卡佳看起来像是用指甲和牙齿硬抓住西尔维斯特罗不放的，这就像她对待法拉列或她的店铺也是那个样子。但是，一旦法拉列去住到爱迪姆的家里，对她来说，就好像他不再存在似的，仿佛他落到往昔的深井里，甚至从她的记忆中也消失了。卡佳能突如其来地把她所依恋的东西和人抛掉，又像一根常春藤那样，死缠住另一边。现在，她已经把指甲插在埃罗斯卡身上了，她的全部控制感和占有感也便集中到他身上。西尔维斯特罗很震惊，他同时既感到被毁掉，又感到如释重负，仿佛天雷劈到他的身上，同时又让他活下来，未遭损害。

　　“到我们的枞木房里来吧。也有你的地方，”我对他说。

　　“谢谢，朋友们，我非常感激你们。我早该这样做了。”

　　我们不谈这件事，但是，那种害怕病倒的恐惧情绪，总是缠在我们身上，与我们一天中的每时每刻都混合在一起。我们从各种迹象中都看到病症的出现。在西尔维斯特罗身上，就曾令人虚惊一场，而三天之后，他的身体就重又好得不能再好，尽管他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他十分惊讶地朝自己周围看了又看，仿佛他是从死神的虎口中逃生的。

　　唯一不曾被吓倒的是马可。在他看来，传染病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东西，它打不到他身上，因为他太年轻，太健康，他的体内有那么多的生命力，说到底，即使传染病已经开始把工地上的工人纠缠不休，他也觉得，它永远也不能走完这面积如此辽阔的又非走完不可的全部路程，而到达他那里。

　　然而，真正病倒的却是我。一天，我感到心头搅动，焦躁不安，仿佛血液在血管里过急地奔流，并且使血管超限度地膨胀。我想起我的祖父，人们曾把一条条蚂蟥放在他的臂膀上，听任这些蚂蟥待在那里，直到它们变得肿胀到要爆裂的程度。也许，我也该想到类似这样的事，因为我的血液突然一下子变得过分沉重。但是，这种想法，可以这么说，是位于其他事情之后的。摆在面前的、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反而是这样的认识，即我意识到心里搅动、翻腾。

　　后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是疯病，它再次发作了，它重又开始在我的体内，把它那些令人感到慌乱和茫然的东西大把大把地瞎扔一气。只是到了第三天，我和其他人才明白，这是真正的警报，但是这警报走到了错误方向。真正的情况是，我也得了这肠子的可怕瘟疫，这种病症还没有名称，但它能产生热病和痢疾。他们把我裹在两条被子里面，把我放到大车上，要把我送回村里。赶车的把我直接拉到爱迪姆的家。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告诉他的，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的，又是谁作出的。那时节，这件事在我看来，并不奇怪，相反却再自然不过，而且是不可避免，况且，这也正像爱迪姆和法拉列所想到的。他们帮助我上了床，就在阿纳泰过去住的房间里。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开始自行脱节，自行断开。时间像一个陶土罐似的，摔成碎片。它不再像是一些彼此有联系的事情的自然衔接，而倒莫如说是一系列浮动而混乱的形象的组合。

　　我不时从麻木的状态和昏睡的黑暗中出来，我常看到爱迪姆在设法让我吞下什么东西，或是听到她与那孩子在压低声音窃窃私语。每件东西都在失掉它原来的面目，进到其他东西里去，并与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我无法弄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独自待在房间里，轻飘飘的，被裹在什么东西里面，这东西使我周围的那些物件变得松松软软，把它们包上棉絮，使它们变得形象模糊，接着，瞧，突然之间，房间里又有了其他的人，我的同伴们，他们带着惊慌的面孔，朝我俯下身来，嘴或鼻子或眼睛，变大了，走了样。他们是怎样进来的，又是何时进来的?既然我什么也不曾看见，什么也不曾听见!我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和喉咙里像是有一些棉花。是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用强力把它塞进去的;我感到一种急切的愿望，要把它拿出来，因为它在压抑我的呼吸。上腭和舌头发干，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干的感觉。

　　毫无疑问，我身上正发生某种事，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这“某种事”在胡乱地向前发展，零敲碎打地向前发展，其中一些形象和状况是相互脱节的、混乱不堪的。我听到一些小铃铛和马铃的响声，而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响声，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是我清楚的，那就是，我是待在密不透风的地方，而不是在村里的那些围栏里或泰加森林里。至少，我觉得这一点是明确的，因为有时，甚至连“里面”和“外面”也会相互融合和彼此混杂。有几次，我的感觉是： 我在被一个运载工具拉着，或者，总而言之是被一些无法抵制的力量拖拉着，这些力量是我一向发觉缠绕在我的四周的，贯穿我整个一生，但是，现在则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公开了。这些力量用一种庄严的方式，在一片扩散开来的嗡嗡声和钟鸣声中，缓缓地把我拉走，而这种声音又是我在某种东西里觉察出来的。

　　现在，我像过去从未有过的那样感到，人类是一些奇怪的形式和形象，它们被一些无名的力量运载在无限之中。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思想，或者，它至少是一种不明确的、未经整理的思想，而且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朦胧而分散的形象……

　　在从我身上穿过的一些形象的蠕动当中，其中有一个形象一直呈现着，那就是爱迪姆，她在照看我。但是，后来，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形象，像是通过焦距不准的镜片看到的形象，慢慢地又回到它们各自的位置上，于是，我明白，暂时从我身上逃开的某种东西，重又属我所有了。那些先前是零碎而混乱的思想，重又开始被安排到井井有条、彼此相连的线路上。我一度感到自己曾被这样一种思想所触动，即认为，过去曾有过另一个女人，她的处于虚弱状态的疯病开始在我的体内发出尖叫时离开了我，而如今，这个女人却正是在我病倒时开始照顾起我来了。这是天赐予我的一件礼物啊，尽管我明白，我的生命的火焰摇摆得愈来愈厉害，我却无法为它挡风，无法用双手来保卫它。我听任疾病摆布，就像是一只鸭子听任自己在河中随波逐流，这并不是由于我一向喜欢信任和接受，而是为了减少一些痛苦。我明白这一点： 为了避免受苦，必须不做反抗，让自己听凭对方支配。

　　尽管骨头和内脏十分疼痛，尽管热度依然很高，我却被阵阵舒展而柔和的微风所吹拂，其中还有某种庄严的东西。发烧使我旧有的信念重又活跃起来，这信念从未熄灭过，它正是我那制作磨盘、并且通神的祖先有过的，而且我如今竟获得意外的幸运，把它灌输到法拉列的身上，那就是相信上帝是存在于种种事物、动物和人类当中的，上帝的历史也便是宇宙及其奥秘的历史。如今我既然害怕失掉这个信念，我也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把生命看成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意所赐的礼物，这天意曾赐给我眼睛来看颜色，赐给我耳朵来听声音，赐给我双手来抓东西，赐给我双脚来走路，而且永远到达不了终点;现在，生命即将重新获得上述这些东西了，因为生命正像任何一种礼品一样，为了具有某种真正的意义，就必须持续一些时间，然后再消失。

　　在某些时刻，这些形象重又变得混乱而模糊了，但是随后则又恢复原状，我明白，这是热度上升，随后又下降。死的念头并不令人十分烦恼，甚至恰恰相反。事实是，在我看来，甚至死亡也像是一件礼物，因为它能在工作和长期战斗之后，带来和平与休息。它是休假、退役、准许人们可以最后闲待着，既无忧思又无劳累。它是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而我们，作为充满思乡之念的生物，则感到有人总是在召唤我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总是到另一个地方，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根据暧昧不明、如深渊般奥妙的本能，总是在力求到那里去，而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死神在向前走来吗?他的面目是怎样的?他没有任何面目，也不可能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并不存在，因此，对死神来说，任何一种形象都是合适的，甚至连贝加尔湖的那艘黑色的、有四个烟囱和一些四四方方的小窗的船的形象，也是合适的，而伊琳娜曾对我谈过这艘船……

　　我感到热，总是很热，仿佛发烧在用文火烧着我，爱迪姆再也不知道如何对待我才好，如何挽救局势。她让我吃那些她凭经验所熟悉的药草和汤药，其他一些汤药则是她请教过村里的老年妇女后得来的。

　　“医生很快就要来了。他们已经派人为你和村里的其他病人去叫他，”她对我说。

　　“他不会及时赶来的。”

　　“为什么?”

　　“因为在俄国，东西总是很迟运到，只是在它们不再有用时才会运到，”我设法说句玩笑话。我微微一笑，但是，她却不曾这样做。她不明白这些事情;她无法理解西方的智能所提出的见解和诡辩说法，她只熟悉大草原和泰加森林的生活方式和感觉方式，而其余一切对她来说都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法拉列总是在我的周围，并且与爱迪姆谈论汤药和药草，仿佛这些汤药和药草是原本应当来治愈他的盲症的那些萨满教徒嘱咐下来的。我确信，这些汤药和药草是无济于事的，而他们却对它们有一种本能的、年深日久的信任，这种信任扎根在黑暗与朦胧之中。同伴们经常前来，默默地询问我的病情，手里拿着小帽，耐心的爱迪姆则把他们一直领到我的跟前，让他们单独留下，与我待上片刻。我模糊地想道，由于我的存在和我的病症，我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一些东西。但是却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因为我是处在这种软弱无力的状态之下，而一个人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是不能做出什么决定，以某种方式改变其他人的生活的。

　　一天晚上，我发高烧，而且我甚至可以用米罗妮莎借给我的那个体温表把热度量出来。村里，有三四个体温表，当它们有用的时候，它们总是在家家户户传来传去。我的头痛得很，仿佛它要爆炸似的，爱迪姆待在我的周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已经做了一切尝试。我拿起她的一只手。“你多么鲜嫩啊，”我低声对她说道。她走出去，为的是看一看法拉列是否睡着，因为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孩子的小房间里，一片寂静。于是，爱迪姆脱光了衣服，上了我的床，这样，我可以感觉出她那整个青春而健康的肉体的鲜嫩，她紧贴住我的身体。

　　“爱迪姆，你在干什么?”我问她。

　　她笑了。

　　“依我看，你好些了。比那几天好多了……”

　　我开始想到： 她是对的。热度还有，但是，我感到自己与平常不同，更结实，更有气力，也许，我当真是在脱离病症，尽管根本无法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爱迪姆变得快活异常。她时时刻刻过来看我，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饭做菜，因为我显示出有这样一种胃口，即已经能纵身一跃，跳到一条神秘的边界上，并且已经回到健康人和生命的一边。白天，她像往常那样对待我，夜里，一旦听到法拉列发出安详的鼾声，她便立即脱光衣服，溜到我的床上，躺到我的身旁，动作那么自然，就像一只猫卧到炉旁。

　　我觉得，我和爱迪姆就像两个人： 他们各在一方，多年来在岩石上挖掘一条隧道，如同在贝加尔湖的巨大弧线上工作的那些工人一般，而只是在挖掘工作结束时，我们才得以相遇。这也仿佛多年来，我们各自就已经开始向对方走去，而自己却并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相遇是不可能的，或是被禁止的。现在，爱迪姆终于使岩石的最后一道隔离物坍塌了。通道已经畅行无阻。

　　几天过去了，热度已经完全消退。我重又注意到，窗外存在着一片美景： 有一棵棵白桦树和野樱桃树，更远处，有河水和泰加森林。我发觉，我将会高高兴兴地回去再做一直做的事，我对这些事的兴趣重又点燃起来，犹如一团在一根棍子的拨动下重新烧旺的火。发生了一件十分简单的事，生活把我重新抱起，把我重新带在它的身旁。在我的面前，重又出现还有许多时日要活的前景，这些时日将会以由这次患病和那个吉尔吉斯女人为我已经准备好的新的形式降临。在我看来，爱迪姆似乎充满了活力。我敢肯定，她在我染病的最黑暗时刻，当我看不清事物的轮廓、丧失思路的走向时，尽管她面貌异样，浑身瘫软，却仍继续抱有希望。在身居西伯利亚的这些岁月里，我曾一直继续不断地以我对她的情感吐丝做茧，而现在，我猛然发觉，这茧竟是这样大，竟把我全部都包拢起来。某种酝酿已久的东西已经臻于成熟。

　　每逢一个女人进入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要发生变化。过去，跟瓦尔瓦拉在一起是这样，跟伊琳娜在一起，也是这样。现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感到激动和心跳加速。我常希望这样想： 未来可以有不止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我明知，只能有一种形式，这正像一条隧道只能有一个出口，而且必须经过这个出口。每天，我都在恢复一些体力，但是，同时我也在使爱迪姆的家以及这个家所包容的一切，适应于我和我的时间。

　　医生始终没有来，我也不知道我和工地上的其他工人究竟得的是哪一种病，然而，这些工人也都痊愈了。但是，既然一个人不能活着而不做一些持续不断的尝试去向认识攀登，不做出努力去给种种事物做出某种解释，去弄清种种事物的面目，我也便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得的是伤寒性热病。我曾听人谈到这种热病，据说，这是许多病症中的一种： 这些病症是定期要在各个工地上复发的。我没有具体的理由来支持这种说法，但是我确信，问题涉及的正是这些病症，于是，我也就这样暂时满足了我的求知欲。

　　我甚至慢慢地重又开始出门了。我使自己一直走到泰加森林;从我能深切感受到刚刚下过的那场雪的新鲜气味中，我也估量到，在我的内心深处，原来的东西都被推翻了。我重又发现了那种感觉，尽管这感觉是我过去离开疯人院时就早已知道的，那就是病症能革新我们，能重新塑造我们;一旦脱离了一场危险的病症，就像是得到第二次诞生。

　　(黄文捷　译)

　　注释：

　　萨拉班德舞是16、17世纪的一种东方舞蹈，动作缓慢而严肃。

　　【赏析】

　　《阿纳泰的贝壳》描写了一个弗留利人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的生活、工作和思考。作者通过描绘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思，既展现了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自然风光，也展现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小说一路随着“我”的旅途而展开，从叶卡捷琳娜堡到西伯利亚，从贝加尔湖到泰加森林，沿途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色各样的事，似日记般记录了一个人漂泊他乡的人生片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要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随着妻子难产死去，主人公瓦莱里亚诺带着他的同伴长途跋涉来到寒冷荒凉的西伯利亚，加入了修筑铁路的队伍。俄罗斯、弗留利、蒙古等不同民族的人们跨越语言障碍在这里共同生活、工作。西伯利亚寒冷的气候条件以及严酷的生存环境没有剥夺人们对生活的热情，遥遥无期的修筑工程没有使他们丧失希望，死亡、恐惧和疾病也没有让他们放弃。当工程最终结束时，瓦莱里亚诺没有随同伴一起返乡，而是选择了留下，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作为自己人生旅程的最后归宿。

　　作家善于刻画环境，也善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并且擅长将两者结合起来，使人物的思想反映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比如小说中对于传染病的描述，作者不直接描写疾病，而是通过主人公瓦莱里亚诺对于死亡的思考来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在主人公的眼中，“铁路的死者正是像泰加森林的死者一样。他们的精灵继续在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又特别是在活人的思想中，游来荡去，而活人的思想则继续用鬼魂来充实他们的生活;他常把这些死者想象为神色不安，有黄色的眼睛、灰色的皮肤、长长的胡须，不穿靴子，也不戴帽子，同样也不穿皮衣，犹如冰冻的木乃伊，因为西伯利亚的严寒是如此贪婪、如此无孔不入，它甚至闯入死人的境界。”作者以主人公的思考来反映外在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更进一步表现出疾病给人内心带来的恐惧。在描写主人公的同伴西尔维斯特罗面对疾病及死亡时，作者先描写西尔维斯特罗对死亡一直以来的担忧，再通过西尔维斯特罗的妻子离开他来表现死亡的迫近，以此达到内外相映，表现出疾病对劳工造成的恐惧心理。而作者表现瓦莱里亚诺对爱迪姆的爱意时，也不是直接描写人物内心的情感，而是透过瓦莱里亚诺无数次从病痛昏厥的间歇中看到爱迪姆对自己的悉心照料来作铺垫，然后借主人公的自白来道出真情，不仅表现出感情变化水到渠成，同时也使主人公和爱迪姆的形象变得丰富鲜活。

　　《阿纳泰的贝壳》在写实的同时具有抒情色彩： 在世界的尽头有着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大地披着层层白雪，那里的湖水比海水更蓝，那里的树林隐藏着无数的传说和神话，同时，那里还拥有一条凝聚着数万人心血与汗水的巨大铁路。这，就是西伯利亚。

　　读这部小说，我们不仅在倾听故事，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大自然的眷恋及热爱。作者笔下的大自然时而暴躁可怖，时而温柔美丽。人在自然中是那么渺小，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铁路依靠泰加森林来提供木材，农民和猎人依靠泰加森林提供食物和毛皮，村民的生活也离不开这片森林。作者对自然的描写不仅用来抒发对自然的眷恋，还借自然景物来彰显情节，两者相映成辉。当主人公最终摆脱病魔的困扰逃离死亡的魔爪时，作者通过景物描写把主人公对生活的感受表达出来：“我重又注意到，窗外存在着一片美景： 有一棵棵白桦树和野樱桃树，更远处，有河水和泰加森林。”

　　斯戈隆在赞美大自然的同时，对人也投入关注。小说中的铁路劳工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他们始终充满希望，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主人公瓦莱里亚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总是对工作充满热情。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工作多么艰辛，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来克服困难。无论命运多么叵测，人生旅途多么漂泊，他总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创造斑斓人生。他的同伴马可虽然非常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但工作起来却十分有劲，总是最早起来工作，即使在疾病横行时也一如既往地工作。作者在给予小说人物考验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希望，让他们在逆境中散发出人情之美。斯戈隆匠心独具，以这种叙述结合抒情的表达方式将大自然的美丽展现在读者面前，把荒凉的西伯利亚妆点成美丽的世界，使生活、工作于其中的人们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小说的语言舒转流畅，字句间带有浓厚感情却内敛不放，叙述时而冷静旁观时而亲近体验。小说中的对话不多，但对话的语言真实可信，贴近人物的身份和习惯。文中虽然有不少哲学性思考与自我审视，但作者并不追求形而上，所以作品并不晦涩枯燥。

　　(吴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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