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卢克塞沃特，孩童时期由于受佩特勃鲁太太评价的刺激，他立志要永远做一个好人;16岁时初次感到神灵的启示，他立志走上传教之路，21岁他离家到华盛顿—李大学就读，后进神学院学习，1883年携新婚妻子凯丽来到中国，足迹遍及杭州、镇江、南京、宿州、徐州、淮安等地。他建立教堂，同时设立学校，代表美国南长老会在中国江北地区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抛弃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念，关心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希冀有更多中国人的灵魂得救。为了便于向普通中国人传教，他顶住同行压力，独自用白话文翻译《圣经》，同时鼓励中国传教士摆脱白人的诸多限制，建立自治的宗教团体。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的心里只有上帝，他的工作热情、固执与坚忍不拔都是由于信仰使然，他是个生活在梦想中、只有灵而没有肉的天使。 1931年8月31日，赛兆祥在中国庐山去世。
【作品选录】
我从不了解他的精确家史;我也没想去打听，因为这不关紧要。独立战争前，他的先辈们从德国的某个地方移居到新大陆，为的是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到底是哪一年来美的，我就说不准了，我只晓得，他的先辈中碰巧有一个曾做过乔治·华盛顿的信使，另有两位也在他的手下出生入死地打过仗。我说不关紧要，原因在于本书主人公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有意义的。如果他的一生对别人比对他自己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只是他的国家及他所处时代的某种精神的体现。他就是这种精神： 是那种盲目笃信、毫不宽容、传教热忱、对人和尘世的藐视以及对天堂的深信不疑所造就的精神。而这些正是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东西。
在他的记忆中，孩提时的一次谈话，是终生不能忘怀的。对他来说，那次谈话，不是言词，而是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痕。那时，他顶多是七岁吧。那是一个六月的夏日，午后天廓云清，暖热的空气袭人阵阵。他坐在农舍门廊的台阶上，这是他的家。他刚从果园溜达回来，正寻思着要摘一个鲜甜的六月苹果来尝尝，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车轱辘声，从树叶缝缝里望去，看见邻居家那位身材硕大而心地善良的太太。她是来看他妈妈的。
他一直挺喜欢这位佩特勃鲁太太。他喜欢她滔滔不绝的话头，穿插一些奇闻轶事让听者解颐，还时不时开心地大笑，真耐人寻味。他是顶害羞不过的人，回答她的问话，最多也只是一丝微笑;即便那样的表情，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可他还是很想靠近她的，她见谁就喜欢谁，满脸的笑容仿佛在向他发射着磁性。他就这么坐等着，等着她坐到门廊，等他妈妈抱着孩子迎出来，坐进摇椅给孩子喂奶。这时，他就会蹑手蹑脚走近房子，安静地坐在那儿，耳朵不放过她们之间的一切，嘴里机械地咀嚼着苹果。他不愿露出对她们感兴趣的样子，毕竟，她们只是妇道人家呀。
“你好哇，安迪!”佩特勃鲁太太一出声就是老高的嗓门。
“您好。”他嗫嚅道，眼睛低垂着，只看得见地上。
她们两个直瞪瞪地看着他。他周身发烫起来。他自己也明白，这一下，他的脸又该红成鸡冠啦——他哥哥、姐姐们老这么刺他。犯不着开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委屈他的嘴的——这要命的嘴这时已干腻住了，他再没辙儿啦。啃进嘴里的那一口苹果，嚼在舌头上，像一团干泥巴似的涩口。惶惶的他，只知道拿精瘦的大脚趾头在草地上勾扒着。两个女人还是死盯着他看。
他妈妈忧虑地向客人说：“我真弄不明白，这孩子咋会这么怕见人。”
“我说，德波拉，看他的样，可真不像是你生的。”佩特勃鲁太太一本正经地说，“就连长相也不像你其他几个孩子呀。不知道他怎么生得这等浅色的眼睛和火红的头发!要说男孩中长得漂亮的，哪个也比不上海勒姆呀!说真的，你那些孩子，个个都长得顶呱呱，真叫人看着顺眼。就这安德鲁不行。唉——话又说回来，哪家没个丑八怪呢?”
瞧，这就是善心的佩特勃鲁太太对他的评价。他夹裹在胸腔里的那颗心，气球似的鼓胀起来……要是它这一刻就爆了，他就只有哭这一招啦。他只想跑开了事，可是他又不能够。他端坐在原地，嘴里的苹果什么味也没有，大脚趾还是不停地在草地上来回怅怅地勾扒着——他伤心极了。妈妈解了他的围，体贴地说道：“安迪不漂亮是真，可他人品好，真的，安迪才乖呢。我家别的孩子哪个也不如他。我总说，将来他准是个好牧师!不会比大卫现在这样子差，也不像艾萨克那样整天说得好听，就是做不到——他要是当牧师的话，保证是顶好的一个。”
“可不是!孩子的人品要比脸蛋儿讨喜更管用。”这句话出自佩特勃鲁太太嘴里，倒也是真心诚意的。“哦，德波拉，瞧我的记性，我都快忘记告诉你了。我听来一个水果保鲜的偏方……”
她们把他搁一边去了。他此刻才起得身来，溜开了。绷紧的心房终于松了箍，算能舒口气了。他假装没听见，就此而脱身了。她们仍在那儿围绕着水果说个没完，哪里晓得——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番话已在他的心灵深处种下了什么。她们无意中已在那个六月天，在西弗吉尼亚群山环抱的农舍前，把他打发到了翻山越岭、漂洋过海迈向一个陌生国度的征途上，使他把宝贵的年华抛洒在那儿，最终埋身于远离故土的墓穴中，化作异乡的尘埃——而这皆因他的脸长得不好看。一生他做尽了好人。人品总比脸蛋儿讨喜更管用吧。“因为，如果一个人即便得到了整个世界，但倘若失去了灵魂，那他的生命又何益之有?”善德是最重要的。打那一天起，他立志要永远做一个好人。
下面就是关于他响应神的召唤的故事。一位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到西弗吉尼亚州刘易斯堡的旧石墩教堂布道，回顾了他一生的往事。十六岁的安德鲁与全家人一起挤坐在教堂前排的长凳上，耳朵里灌满了人世的不测、危难，以及不择手段地追求私欲的故事;听着听着，他的腿肚子发软了。他害怕得一个人径自奔回家中，一心要避开这个传教的人。孰料他父亲竟领着那位瘦削的高个子传教士到家里来，坐到了星期日丰盛的晚餐桌上。这使得他无处藏身。而那传教士呢，眼睛向这一长溜的儿子们一扫，信口说道：“坐了这么多的儿子，不知舍不舍得送一个去中国?”
没人吱一声。父亲感到突然。一年听次把布道，完了再请传教士来家里吃上美美的一餐，而后用马车送他去另一个教堂，这是一回事，可是要献上一个儿子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可不想让孩子们去动这个念头。”还是德波拉斩钉截铁;她的语言从餐桌的尽头传来，掷地有声。
“是上帝在召唤。”那位传教士平静地回答道。
“再多来点鸡块和肉汁吧，”父亲急急地插进话头，“来，德波拉——再上些土豆泥!——贝基，去端些热面包来——大家快吃呀!我们这儿不作兴客气的，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安德鲁却吓得魂不附体了。要是上帝真的召唤他去干呢?嚼在嘴里的东西分明一下子就变成了干泥巴了。
这以后有好些天，他一直六神无主。“总掉了有十磅肉的光景吧。”他五十年后回忆起来说道。他没胆子去做祷告，唯恐上帝趁便召唤他。只要有法子，他是总不肯让自己一个人呆着，谁想得到呢，也许天堂忽地裂开一道缝隙，透出上帝的呼唤来，指着名字要召他去，那时还能往哪儿躲呀!此时他才越发觉得家是个多么温暖的避难所在。然而老这样想着，内心却是痛苦的。“我这样不就是在逃避上帝吗?”他老的时候，这样写道，“连自己也知道这不大对劲，因此很痛苦。”
能感触到他和他的上帝之间的渠道畅通无阻，这是他的人生真谛。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感受到了对上帝的追随。
他母亲有一天叫住他：“怎么啦，安迪?瞧你的脸色，还真像黄疸肝炎的兆头呢。”
他踌躇良久，不想把实情告诉她。她使劲地抓住他的肩膀不放，那时，她还高出他一头。最后没法子，他才嘟囔着说出了内心里的话，眼睛里已蓄满了无助的泪水。“恐怕我得去响应那个召唤了。”他说。
“什么召唤?”她摸不着头脑。晚餐桌上的那个传教士她一古脑儿地全忘了。
“去那个陌生的国度。”
“去你的吧!”她坚定地吼道。“你这么胡思乱想，你爸爸连听都不愿听的。他还指望着你来接手这几亩地哩!”
安德鲁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我敢说，如果有人说他之所以响应上帝的召唤多少与不想留在家里种田有关，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话比这更叫他气愤的了。可是当时他的内心深处确是对母亲的话十分反感。他“格愣”地从她手里扭脱了出来，大踏步地走开了。休想叫我呆在家里种田，他想，不管响不响应上帝的召唤。愤怒此刻压倒了恐惧。他一个人走进了树林，义无反顾大声地向上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已压服了自己那一颗顽固的心。”他后来写道，“我向上帝呼喊：‘我来了——送我去异国吧!’我的灵魂立刻得到了安宁。我再没有恐惧了。我顿时感觉自己有了力量。我一旦放弃了个人的意志，上帝的力量就降临到我的身上。于是，上帝就召唤我到了异国。”
他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的蜜月全都用来提高汉语水平了。这种学习，他是几个月前就开始的。他现在又像以往经常做到的那样由自己来支配自己的生活了。每天先花几个小时研习汉语，再花几个小时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上。他经常读这些语言的《圣经》。他一辈子最不满意的是《圣经》的蹩脚的英译本，后来是更糟糕的汉译本。尽管他信仰专一，但他又彻头彻尾是个学者，因而他从不把《圣经》的任何译本看作是上帝启示的定本。上帝启示的定本是有的，那就是多多少少深藏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原文里，他愿付一生的热忱来揭开上帝启示的真谛。他所说出的第一句异端的话——其实他有满肚子不自觉的异端的话，他也从不承认这是异端——是指出“他们”把《创世记》第一章中的“日子”这个词译错了。它的意思不是“一天”，而是“一个阶段”——“上帝在七个阶段中创造了这世界”，他经常这样说。但他死也不肯相信科学家，不相信他们对人类起源的研究——“许多老家伙在某个洞穴里或别的什么地方对着三两条刻痕大惊小怪。”他这么说着，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达尔文呢，他无情地认为这是一个出卖灵魂给撒旦的人。“进化?”他嗤之以鼻地说，“我说是魔化!”可他能毕恭毕敬地凝神聆听《圣经》考古学家讲述在尼尼微或推罗的发掘成果，他能以可笑的谦卑之情倾听古代先知们预言可以实现的幻想、不可理喻的奇迹、复活和千年至福的翩翩想象，所有这些都是在他不屑一顾的任何一本小说的字里行间找不到的，因为这些小说都不是“真”的。
他兴趣盎然地投入汉语学习。事实上，他是个语言天才，他喜爱汉语的复杂难懂，喜爱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喜爱抑扬顿挫——升、平、平升、降以及感喟——喜爱含义和构造的优美形体和特征。他说的汉语几乎没有白人能比得上，语态和用词都十分精确。最后，对他来说汉语简直是比他的母语还母语——因为他说汉语的时间要多得多。有一次，他回国度假，站在美国讲坛上，面对一大群美国听众做祷告。他像往常一样先静静地伫立良久，以便清除所有杂念，心中唯存上帝。接着，他感到周围不再有别人，只有他自己和上帝同在，这时他就开始祷告——而祷告是用汉语说的。只是到他说到一半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差池。他先停了下来，然后用英语补接上去。可是这时的祷告已变得没有什么内容。他这时已意识到有别的人在周围，上帝回到天上去了。
说真的，很少中国人说汉语能像他说得那么准确的，因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懂得汉语的句法。他曾写过一本论述中文惯用语的小书，今天还能在市面上见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是用他那通常简练的笔法写出的。此书修订重版时，有人劝他编个索引，他回绝了：“如果人们真的需要它，那就不会妨碍他们去找寻他们想找的东西。”这很能说明他的独特之处。
安德鲁自己从未觉察到——而我，也是长大后才看出来的——尽管他外表上很宁静，实际上却是最优秀战士中的一员，是上帝一个奋斗不息的儿子，是一位战斗的天使。
在我看来，他们总是与安德鲁和凯丽作对，这些男男女女个个紧绷着脸，言语粗暴，目光执拗。这时安德鲁坐在那儿，从来不看他们，总是一味望着窗外，让目光越过峡谷落到远处的小山，神情宁静，话音安详而坚定。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我以为向内地推进是我的职责。如若有违各位的尊意，那我只能抱歉了。可是，我是非要履行我的职责不可的。”
就这样，安德鲁也参加争吵，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参加罢了。他从不遵循任何规则，因为它们总与他所认为的责任相悖，而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他总是了然于胸的。别人尽可以去投票呀，决定呀，因为这传教工作须经全体传教士以某种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后才能进行，全体传教士又隶属于美国本土提供资金的董事会领导。但安德鲁只听从于上帝。没钱也阻止不了他。要是没钱——而他也从未有过钱——他就会写信给他那些有钱的熟人，拉下脸皮向人家要。如果钱能到手——他常能到手的——他就按照传教的规矩，申报这笔款子，把它纳入总的预算中。但是尽管他想得起来时就去申报，他却从不肯交出这笔钱，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意愿花掉它——也就是用来向内地推进，开辟一些新的布道中心。我曾见过一些地位较低却官僚作风十足的传教士，为了想把安德鲁捏在手心里，都快急疯了。他们大声呵斥，扬言再不遵守规定，就要把他开除出去;他们一再骂他为异端，有一次甚至骂他为疯子，因为他把人家说的话都当耳边风了。他是浊浪中傲然屹立的礁石——毫不动摇，不愠不怒，宁静安详，却又坚决执著，走自己的路，决不回头。我知道就有这样一些人，见到他这种高傲的、倔强的、天使般的恬静，就萌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仿佛在一阵纯粹是无望无助的恼怒中，不能自已地呻吟起来，拿头往墙上撞。可是安德鲁甚至不知道别人在生他的气。他不是已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他们了吗?他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
安德鲁自然是个天生的逾越者，因为他一贯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想去哪儿布道就去哪儿。如果有哪个恼怒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对他说，那镇上已有卫理公会的礼拜堂了，你安德鲁没资格去那儿，他就啐一口，继续起劲地布道。有人谴责他这种做法，他就会镇静地说：“卫理公会的那些人，在那儿什么也没干成。掌管那座礼拜堂的是个呆瓜。我怎能忍心让全镇的人过着听不到福音的生活呢。”确实，我觉得，他是要叫人恼火的。
因为反过来，他对任何踏入他保留地的人却是无情地加以攻击的，这真是有点不讲道理了。
说实在的，早期的传教士都是一些天生的斗士和很了不起的人，因为那时宗教依然是一面引导人们进行战斗的旗帜。那些软弱的或怯懦的人是决不会漂洋过海去到异国他乡，并把死亡危险视若等闲的，除非他确实把自己的宗教视为一面战旗，即便为它去死也是一种光荣。
我还没见过能与安德鲁和他那一代人相比拟的当代人。他们并非温顺的眷恋桑梓之辈，也不是过惯恬淡生活的陆居之人。即或他们没有远走他乡充当果敢的传教士，那他们也会去西部淘金，去两极探险，或在海盗船里威临四方。如果不是上帝在他们年纪轻轻时就控制住他们的灵魂，那他们也会以另一种权力方式去统治异域的土著的。他们都很傲慢，好斗，勇敢，褊狭，暴躁。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温顺之人。他们大步走过中国的大街小巷，以争取推进自己工作的权利。任何问题都无法难倒他们，也没有什么疑虑会使他们优柔寡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们在为上帝进行战斗，胜利自在不言之中。
不论在哪儿，不论在什么样的不便条件下，他的养生之道总是保持不变——起床时洗个冷水浴，而且总是五点半钟起身;从六点至七点，他祈祷、沉思;七点吃早饭，总吃同样的食物，包括一盘洗过又经太阳晒干、用小石磨子碾成的本地小麦做的粥。一吃过早饭，便马上开始工作，继续到中午，然后吃饭，又工作到五点钟，然后步行一小时，再吃晚饭。晚上，他有时到某个教堂布道，如果有空，就看书，十点上床睡觉。这是一种最简单不过的起居饮食习惯。甚至他进食也绝对定量。当他放开肚子时，也会大饱口福的。他严于律己，好像是自己的医生。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从不懈怠或放纵。他强壮的身体保持了奇妙的精力，眼睛明快、生动，皮肤凡未经晒过的仍像孩子一般的白嫩、光滑。他的脸上没有皱纹，甚至当他真正成了老头时，也是如此。他高高的光滑的额头依然平静，瘦长的面颊也没有波纹。这说明思想上没有困惑而且充满自信。他是生活在强壮、柔和的躯体之中的一个完美、幸福的灵魂。
(陆兴华、陈永祥、丁夏林译)
【赏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关于西方传教士的介绍与报道以负面居多，而赛珍珠关于自己父亲的传记作品《战斗的天使》则为读者了解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生活提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画面。传主安德鲁(中文名赛兆祥)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家庭，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评价他，那么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批评他为固执的传教士、宗教异端分子、大男子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没有白人种族优越观念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固执与异端源于他眼中只有上帝，铭记的只有上帝的教诲;而他的宽容与人道主义也是因为《圣经》的指引。赛珍珠认为，赛兆祥诸多的性格仿佛源于他小时候碰到的两件偶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孩童时期，邻居佩特勃鲁太太和他妈妈对孩子们的评价，“你那些孩子，个个都长得顶呱呱，真叫人看着顺眼。就这安德鲁不行。唉——话又说回来，哪家没个丑八怪呢?”这使得他肺都要气炸了，但是佩特勃鲁太太又说，“孩子的人品要比脸蛋儿讨喜更管用。”这使得小安德鲁坚信善德是最重要的，从而立志要永远做一个好人。第二件事情发生在他少年时期，在中国传教的一位教士对他父亲说，应该送一个孩子到中国传教，使他做好人的梦想变成立志做一名传教士。21岁后他离开父母到华盛顿—李大学读书，后到神学院学习，并觉得自己受到上帝的召唤，立志来中国传教，让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得救。
作为传教士，他是固执的，而且不符合传统的标准，有些异端。为便于向普通中国老百姓布道，他用白话文翻译《新约》，由于不相信翻译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语言能力，他不顾各负其责、分工协作的“原则”，准备一个人单独翻译，遭到同行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谁也没有允许由他单独负起翻译《新约》的使命。”他则回答说：“是的，除了上帝以外谁也没有!”妻子凯丽笑着问他：“你能保证不会译错?”他既惊奇又严肃地望着她说：“那还用问吗?”其固执与自信跃然纸上。
作为来自美国南方的传教士，赛兆祥完全接受圣保罗蔑视妇女的观念，毫不掩饰对那些身高马大、争妍斗艳、自信心十足的妇女的憎恶，从不正眼看女人，对待自己的妻女也是古板得可爱。一个有趣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是，他带着新娘启程来中国时，只买了一张火车票，后经别人提醒才去补了一张票。他从不注意女儿的朋友，在街上碰见也懒得打招呼，理由是：“我从不盯着女士的脸看，我认为这么做太没规矩。”即便在家里他也从不装出像喜欢儿子那样喜欢女儿，因为女儿和妻子都是为了照顾他而存在的，生病时他不愿意住在医院里，因为“家里有个女儿，她没有什么事，可以照顾我”。赛珍珠指出：“作为一位父亲，他是不够格的。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有着至刚至勇的品格，但他身上缺乏父性。”
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士，他经常谴责那些肠肥脑满的在华传教士。此外，他从未费心去拯救一个白种男人或女人的灵魂，连他自己的女儿他都懒得操心，但对于中国人，无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接近他——有人可能只是想坐下来歇歇脚;有人想学英语，好到上海大洋行里谋个职位，他都非常热心。那些追随他的中国传教士后来有的吸鸦片，有的纳妾等，他都一概予以谅解，因为《圣经》告诉他，耶稣还有犹大这样的门徒呢。在美国休假期间，他也时刻牵挂着万水千山之外的中国人，害怕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就死去，灵魂没有得救。他越来越爱中国人，“我痛感到我更能相信他们”。对于传教士维护教会权威，维护传教士威严，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本地人”的传教政策，赛兆祥的回答是“呸!”他可不尊重什么人世间的权威。而更加引起其他传教士不满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制定出适合于自身灵魂的信仰与管理模式，只要永远记住神圣的三位一体就行，摆脱传教士设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这种“异端”之言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
作为宗教人士，他的幸福取决于他的传教活动是否成功，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动乱时期，他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开辟新的教堂，向更深更远的地方传教，即便后来身体状况下降的情况下，他依然不愿意退休，这是衡量他幸福的唯一标准。因此，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上帝的“战斗的灵魂”，他自己留下来的自传也认为讲述的“并非是哪一个男人”，而是“关于一个灵魂的，关于一个在时间中跋涉达到预设目的的灵魂”。
所以在生命的后期，赛兆祥越来越温顺，他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加不赞成教会中的宗派主义，并原谅了早年深恶痛绝的浸礼会，且更加坚信基督的再次降临。赛兆祥非常平静地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西方传教士的重新思索与认识。
(王玉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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