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律师，曾创作小说，母亲也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们对我从事文学事业有很大的促动。父母的家族都有从军的前辈，但是我生来近视，身体瘦弱，从小便意识到只能做读书人，而无法成为心仪的军人。书籍成了我一生中主要的伴侣。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阅读了大量作品，六七岁时开始写作，九岁翻译发表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一战前，全家来到欧洲，我进了日内瓦中学，并自学德语，对德国表现主义产生了兴趣，战后赴西班牙，创作了一些极端主义作品。归国后我积极参与文学活动，20世纪30年代真正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1937年开始我任巴别图书馆馆员，1946年被改派为公共市场鸡兔检察员。之后我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并在各地举办文学讲座。1955年我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此时双目失明，开始在欧美各地旅行讲学，并靠口述继续创作。
【作品选录】
父母亲 最初的读物
范妮·哈斯拉姆酷爱读书。当她年过八旬，为了让她高兴，人们常常对她说，再也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跟狄更斯和萨克雷媲美的了。我祖母回答说：“就算这样，我还是喜欢阿诺德·本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一九三五年，在她九十高龄弥留之际，她把我们叫到身边，用英语(她西班牙语讲得很流利，但不地道)对我们说，语声如丝：“我只不过是一个死得很慢、很慢的老太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会引人注意的。”她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让家人惶惶不安;相反，她弥留这么久，还请求我们原谅。
我的父亲很聪明，像所有的聪明人一样，也很善良。有一次他对我说，要好好看看士兵、制服、兵营、旗帜、教堂、教士和肉铺，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快灭绝了，将来，我可以告诉我的子孙，这些东西我确实曾经亲眼目睹。不过很遗憾，他的预言至今尚未应验。父亲很谦虚，他宁可不受人注意。尽管他对自己的英国血统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他却常常对此开玩笑，装作困惑不解的神情说：“到底什么是英国人呀?充其量不过是一帮德国农业工人罢了!”他的偶像是雪莱、济慈和斯温伯恩。作为读者，他有两个兴趣。一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贝克莱、休谟、罗伊斯和威廉·詹姆斯);其二，是文学以及有关东方的书籍(莱恩、伯顿和佩恩)。是他向我揭示了诗歌的威力的： 不仅要让文字成为交流的工具，而且还要成为魔幻的象征和音乐。至今，每当我用英语朗诵诗歌时，我母亲还说，我的调调儿跟他一模一样。不消说，我最初的哲学课，也是他给我上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一个棋盘向我演示了芝诺的悖论： 阿喀琉斯与乌龟、飞矢不动、运动的不可能性。后来，他虽然没有提贝克莱的名字，却费尽心机地把唯心主义基本原理教给了我。
我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德·博尔赫斯出身于阿根廷和乌拉圭血统兼而有之的古老家族。她九十四岁高龄时，仍然体格结实、精力充沛。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年轻的时候，宗教只是妇女和儿童的事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多数男子都是不受宗教思想束缚的人，尽管要是问起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天主教徒。我认为，我继承了我母亲多想别人好处的处世态度和她友善待人的强烈情感。母亲一直是豁达大度的。自从她守着我父亲学会了英文之后，大部分读的都是英文书。父亲故世后，她怎么也定不下心来读书了，于是就着手翻译威廉·萨罗扬的《人间喜剧》，以便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精神集中起来。译文付梓出版，母亲为此还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亚美尼亚人协会表示的敬意。此后，她还翻译了霍桑的几篇短篇小说、赫伯特·里德有关艺术的一部著作。她还译了梅尔维尔、弗吉尼娅·伍尔夫以及福克纳的一些作品，人们至今还以为，这些都出自我的译笔呢。她始终陪伴着我，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我失明之后;同时，她又是一位善解人意、慷慨奉献的朋友。多少年以来，直到不久前，她一直负责我的全部秘书工作： 回答信件，为我阅读，记录我的口授，还多次陪我在国内外旅行。尽管当时我从来想不起来提到这件事，可就是她在默默地，然而有效地促进我的文学事业。
她的外祖父是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一八二四年，他率领秘鲁和哥伦比亚骑兵，发动了改变秘鲁胡宁战役命运的有名进攻，时年仅二十四岁。这是南美独立战争倒数第二场战役。苏亚雷斯虽然是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二表兄，可是他却宁愿在蒙得维的亚过着流亡和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暴政下苟且偷生。所以，他的土地被没收了，他的一个兄弟也被杀害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母亲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是弗朗西斯科·德·拉普里达。一八一六年，他在图库曼主持国会，宣布阿根廷联盟独立。一八二九年，他在内战中遇害。我母亲的父亲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不是军人，但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多次参加了内战。由此看来，我家的父系和母系，都有当军人的先辈。这就不难解释我对这种史诗般事业的向往;不过，我被上帝拒绝了，毫无疑问，是明智地拒绝了。
我曾经说过，我大部分童年是在我家大门之内度过的。我和我妹妹没有小朋友，所以我俩就发明了两个假想的伙伴，而且还找到一条什么根据，给他们起名为基洛斯和埃尔莫利诺(末了，我们厌倦了，就对母亲说他们一命归阴了)。我眼睛很早就非常近视了，戴着一副眼镜，身体很脆弱。我们家大部分人都当过兵(我伯父甚至还当过海军军官)，可我知道自己却当不了，所以，我很早就为自己只配当读书人却当不了实干家而感到羞愧。我童年时代一直在想： 爱我疼我，实在不公平。我认为，我实在不配人家特别疼爱我。我记得，每年过生日，我总感到很难为情，因为大家都给我塞礼物，可我却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不配得;再说，这简直像一场嘲弄我的闹剧。我直到三十岁左右才总算摆脱了这种情绪。
家里通常讲西班牙语和英语。要是有人让我选择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会说那就是我父亲的图书室。事实上，有时候我也认为，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图书室。至今，我依然能够讲出它的全貌。它是一个专门的大房间，摆着一个个安着玻璃的书柜，里面码放的图书足足有数千本。由于我高度近视，我童年时代几乎所有的人的面庞我都记不清了(甚至连我想起外祖父阿塞韦多时，也只记得他相片上的模样);然而，钱伯斯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许多钢版画，我却历历在目。我读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接着读的是《艰苦岁月》和《镀金时代》。我还读了马里亚特船长的书、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坡、朗费罗的一部一卷本作品集、《金银岛》、狄更斯、《堂吉诃德》、《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格林童话、刘易斯·卡罗尔、《弗登特·格林先生历险记》(该书现已为人遗忘)、伯顿的《一千零一夜》英译本。伯顿的英译满篇皆是当时被视为淫秽的东西，是禁读的。我只有躲在阁楼上偷偷地阅读。不过，当时我对这些故事的神奇色彩太沉醉了，没有过多去考虑遭人非议的部分，也没有去追究它们还有什么别的含意。我提到的所有这些书，我读的全是英文版。后来我阅读《堂吉诃德》原文时，竟觉得读的是一种蹩脚的译本。我仍然记得加尼埃出版社的烫金红封面版本。有一段时间，我父亲的图书室给弄乱了，我读到《堂吉诃德》的另一部版本，觉得那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后来，一位朋友给我搞到一套加尼埃版本，同样的铜版插图、同样的脚注、同样的印刷错误。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构成这部书的一部分：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堂吉诃德》。
我还用西班牙文读了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关于阿根廷匪徒和坏蛋的许多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安·莫雷拉》)，以及他的《军人剪影》，其中有一段关于博尔赫斯上校之死的精彩描写。我母亲不让我读《马丁·菲耶罗》，据说此书只适合罪犯和上学的学生看，而且，它描写的高乔人也不真实。这本书，我也是偷着读的。我母亲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埃尔南德斯曾经拥护过罗萨斯，所以，他也就是我们集权派先辈的敌人。我还读过萨缅托的《法恭多》以及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神话书。我是借助英文接触到诗歌的： 雪莱、济慈、费茨杰拉德和斯温伯恩的诗。他们都是我父亲最喜爱的诗人，他能背诵这些诗人的作品，而且也常常乐此不疲。
在市立图书馆
我在图书馆差不多待了九年。这九年我过得极其不痛快。上班的时候，别人只对赛马、足球以及下流故事感兴趣。有一次，一位女士——一位女读者在去女洗手间的时候被强奸了。大家都说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因为男女洗手间是紧挨着的。有一天，我的两位衣着入时、心地善良的女友(两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在我上班时来看望我。一两天之后，她们打电话来对我说：“你在这种地方干活，好像还挺带劲。不过，你得向我们保证，月底以前，你要找到一份至少挣几百比索的工作。”我答应她们一定照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当时已是相当知名的作家了，只是图书馆里还无人知晓。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事发现在一部百科词典里有一个叫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名字，居然与我的名字和我的出生日期一模一样，他大为惊奇。那几年，我们这些市级单位的职员时不时会得到一包两磅重的马黛茶，作为奖品拿回家去。有时候，我在黄昏时分步行十个街段去坐有轨电车的时候，常常热泪盈眶。上面施舍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奖品总是说明我本人生存的悲惨和卑下。
每天来回坐有轨电车要两个小时，我便借助约翰·艾特肯·卡莱尔的散文体译本，打开走向《神曲》的路子，直读到炼狱;而剩下的路，我就自行攀登了。图书馆那点活，我上班一个小时就干完了。然后，我就躲进地下室，用省下的五个小时来阅读和写作。我记得，我就用了这个办法，重读了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比森特·菲德尔·洛佩斯的多卷本《阿根廷共和国史》。我读了莱昂·布洛瓦、克洛岱尔、格罗萨克和萧伯纳。每逢周末，我就翻译福克纳和弗吉尼娅·伍尔夫。有那么一个时候，我被飞速提拔为三级馆员。一天上午，我母亲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家： 我及时赶到，目送了我父亲故世。他弥留之际受尽折磨，恨不能立时了此残生。
一九三八年圣诞节，也即我父亲去世的当年，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我上楼梯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蹭了我的头皮。我撞着了一扇刚刚油漆的、敞开着的窗户。尽管采取了急救措施，伤口还是感染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睡不着觉，备受幻觉和高烧之苦。一天晚上，我失语了，只得让人送进医院，立即进行手术。我患的是败血症，浑然不觉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了一个月(很久以后，我把这件事故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南方》)。我开始康复时，担心自己的智力受到了损伤。我记得，我母亲要给我念不久前我刚买到的一本书，克·斯·刘易斯的《来自沉默的行星》，但是连续两三个晚上，都被我推辞了。可她执意要读，最后还是她胜利了。不过，我听了一两页，便哭起来。母亲问我为什么掉泪。“那是因为我听懂了，”我说。不久，我就在心里琢磨： 自己还能不能再写作呢。在此之前，我写过几首诗、几十篇短评。我想，我要是现在再写短评而失败的话，那我的智力就算完了;要是去做我过去确实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遭受失败，那么问题还不严重，甚至还可以作作准备，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拿定主意，决计写一个短篇小说。那成果就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
《〈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像它的前一篇小说一样，仍然在散文和真正的小说之间的半路上徘徊。不过，取得这一收获却鼓舞我继续写下去。之后，我又力图写出更为雄心勃勃的东西： 《特隆、乌克巴尔、第三星球》，讲的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最终这个世界取代了我们的世界的故事。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在维多利亚·奥坎波主编的《南方》杂志上。我继续在图书馆里写作。尽管同事们把我看做叛徒，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吵吵嚷嚷地开玩笑;但是我仍在地下室，天热时则在屋顶平台上继续我的创作。我的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试图再现那家市立图书馆的梦魇以及对它的赞美，但这篇小说的细节没有什么特定的含意。我在小说里提到的书籍和书柜的数量，一如我伸手可及的那些书籍和书柜。某些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对那些数字颇为关注，然后慷慨地赋予它们一种神秘的涵义。无论《巴比伦彩票》，还是《死亡与指南针》和《环形废墟》，都是我在图书馆上班的时候，全部或局部地偷空写出来的。
这些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几篇后来都收入《小径分岔的花园》那本集子;一九四四年，此集经我扩充，改名为《虚构集》。我认为，《虚构集》(1949)和《阿莱夫》(1952)是我的两本主要的集子。
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一位我不愿再提其名的总统上了台。不久，我被荣幸地告知，我已经从图书馆被“提升”到市场的广场担任禽兔稽查员。我到市政府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想想，”我对他们说，“图书馆还有那么多人，可偏偏挑了我去担任这份新差使，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工作人员回答我说：“这不结了，您曾经站在同盟国一边，还能指望什么呢?”他的话是不容分辩的。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我的朋友们立即来向我表示声援，当晚公开为我举行宴会替我压惊。我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不过，我知道我自己去念会过分紧张，便请我的朋友佩德罗·恩里格斯·乌雷尼亚代读。
我现在失业了。几个月以前，一位英国老太太从茶叶里解读了我的命运。她预言，我很快将外出旅行，还会发表讲话，并以此获得大笔钱财。我把这件事讲给我母亲听，我们两人都笑了，当众讲话远非我力所能及的。正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刻，一位朋友出面搭救了我，我被安排到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同时，还有人请我去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作美国古典文学的讲座。由于这两份工作是在开学之前三个月提出的，我心里感到满踏实，所以就接受了。不过，随着日期的渐渐临近，我心里却越来越没底了。我的系列讲座得介绍霍桑、坡、梭罗、爱默生、梅尔维尔、惠特曼、吐温、亨利·詹姆斯和凡勃伦。我写出了这些讲座的第一篇讲稿。但是，第二篇就没有时间写了。再说，既然我把第一次讲座看做是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我觉得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永恒。第一次讲座奇迹般地颇获成功。第二次讲座之前的两个晚上，我把母亲带出来作了一次长途郊游，漫步在阿德罗格街头。我一面试讲，一面请她替我计算时间。她说她觉得讲得太长了。“要是这样，”我说，“那我就好办了。”我怕的就是讲了一半就无话可说了。就这样，我在四十七岁的时候，发现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种新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生活。我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旅行，从这头奔走到那头，讲授斯维登堡、布莱克、波斯和中国的神秘主义、佛教、高乔诗歌、马丁·布贝尔、希伯来神秘哲学、《一千零一夜》、托·爱·劳伦斯、中世纪日耳曼诗歌、冰岛英雄史诗、海涅、但丁、表现主义、塞万提斯。我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在我永远也不会重见的旅馆里过夜。有时候，我母亲或一位朋友陪同我。我不仅钱挣得比在图书馆那会儿多，而且我还享受到工作的乐趣，感到理直气壮。
一九五○年，我当选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当时，阿根廷共和国和现在一样，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而阿根廷作家协会是能够抵御独裁的为数极少的碉堡之一。这一现象极其明显，许多杰出的文学家直到革命之后才敢迈进它的门槛。那个独裁的一个奇怪的特点是，一些人虽说口头上支持，但并不真把那个政府当回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已。大家理解他们，也原谅了他们，因为我的大多数同胞都有一种觉悟，如果不是道德觉悟，至少也是精神觉悟。有关庇隆和他的老婆的所有笑话，几乎全部都是庇隆党人自己编的，企图以此挽回他们自己的面子。最后，阿根廷作家协会被查封了。我依然记得我那次被允许举行的最后一次讲座。一个听得晕头转向的警察，混在人数很少的听众里面，一个劲儿地记着我对于波斯泛神论神秘主义的评论。我母亲(她已七十高龄)曾经在那个沉闷而毫无希望的年代遭过软禁，不准走出家门。我妹妹和我的一个外甥在监狱里蹲了一个月。而我本人曾被一个侦探到处盯梢。起先，我引他长距离地瞎转悠;末了，我居然跟他交上了朋友。那人承认，他也恨庇隆，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罢了。埃内斯托·帕拉西奥有一次想把我引荐给那位“避讳者”，可我不愿巴结他。怎么能让我去见一个我不愿与之握手的人呢?
一九五五年九月，人们盼望已久的那场革命终于爆发了。经过一个不眠、焦急的夜晚，差不多所有的老百姓统统走上街头，欢呼革命的胜利，高喊展开大部分战斗的地区科尔多瓦的名字。我们情绪激奋，好长一段时间竟不觉得大雨已经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了。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对那位倒台的独裁者，居然只字未骂。庇隆先是躲了起来，后来又获准离国。谁也不知道他是带了多少钱走的。
我的两位十分亲近的女友，埃斯特尔·森博拉因·德·托雷斯和维多利亚·奥坎波提出，我有可能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我觉得这种设想有点不知深浅，我最多指望当一个区立(最好是在城南)图书馆的馆长就行了。一天傍晚，由《南方》杂志(应读作维多利亚·奥坎波)、业已恢复办公的阿根廷作家协会(应读作卡洛斯·阿尔韦托·埃罗)、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应读作卡洛斯·德尔坎皮略)和高级研究自由学院(应读作路易斯·莱辛)出面，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呈送至教育部长办公室，我随即被临时总统爱德华多·洛纳尔迪将军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几天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我母亲曾经走到图书馆门口，端详那座大桥;不过，出于一种迷信观念，却没有进去。“等我上了岗位再说吧。”就在那个星期，我被通知去上班，接管领导图书馆。我的家人也出席了就职仪式。我发表了演说，对同仁们说，我是名副其实的馆长，令人难以置信的馆长。同时，埃德蒙多·克莱门特被任命为副馆长。他在几年前曾说服埃梅塞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我当然觉得自己很重要，不过，头三个月我们没有拿到工资。我并不认为我那位庇隆主义党人前任是被正式解职的。他只是不再到图书馆来了。我被任命就任此职，但他们也没有自找麻烦，将他免职。
大学教授
第二年，又来了一个令我愉快的消息： 我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英美文学教授。别的候选人都递交了他们的译作、论文、讲演以及其他成果的详尽清单，我只是这么申明：“我虽不敢奢求，但我一直在准备着终生从事这项工作。”我简朴而贴近实际的话获胜了。我签订了合同，在大学度过了十年或者十二年幸福的岁月。
我是从童年起逐渐失明的。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伤感的或者戏剧性的。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我动了八次眼科手术;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我在写那首《关于天赐的诗》的时候，由于阅读和写作造成的后果，我就完全失明了。失明笼罩着我们家。伦敦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曾经刊登过记述我的曾外祖父爱德华·扬·哈斯拉姆接受眼科手术的文章。失明似乎也笼罩在国立图书馆历届馆长身上。我的两位杰出的前任，何塞·马莫尔和保罗·格罗萨克，在他们的任期内，就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我那首诗里，写到了上帝对我的绝妙嘲讽： 他赐给我八十万册图书，同时又赐给我漫漫黑夜。
(林一安译)
注释：
指庇隆。
指1955年推翻庇隆的革命。
【赏析】
1969年，应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之邀，博尔赫斯参加了自己作品的国际研讨会。他在那里作了六次文学讲演，最后一次讲的是自己的生平和创作历程。回国之后，由他口授，诺曼·迪乔万尼记录，二人合作重新编撰，后来就形成了这篇著名的《自传随笔》。虽然这篇自传稍嫌简略，但还是记述了博尔赫斯生平及创作的主要方面。尤其是通过回顾一生，他对自己成长为作家的经历和命运进行了解释。解释是现代传记的突出特征，作为记述自己生平和思想经历的自传，作者对自己的解释更能引起读者的关切，特别是博尔赫斯这样神秘的作家，他以奇妙的虚构和丰富的想象力征服了世界，却一直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讳莫如深。虽然他热衷于阅读自传，并且说过：“说到头，一切文学都带有自传性质”，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隐藏太深，我们很难找到他的身影，因此，这更激起读者的好奇，使得这部自传尤其令人期待，也因此成了认识和了解博尔赫斯的权威材料。
在自传中，博尔赫斯诉说了自己的家世，也披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往事，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读者的疑问，这是这部自传的首要价值。追述家世是自传写作的常见开篇，家族的尊贵荣耀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者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追溯就常常带有一种英雄传记的色彩。通过对父母家族的记述，博尔赫斯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归因于家族的文学传承。父亲出身于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家族，在家族中曾出现过多位具有文学才能的先辈，如博尔赫斯的祖母。而他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母亲还翻译发表了霍桑、梅尔维尔、伍尔夫等人的作品，在博尔赫斯失明之后，她成了他的秘书，极大地促进了他的文学事业。虽然父母亲家族中都有立过赫赫功勋的军人先辈，但是博尔赫斯明白，他从小就非常近视，因此他所向往的如“史诗般事业”的军旅生涯被上帝拒绝了，也就只配当读书人了，在这场“剑与笔”的选择中后者成了他的归宿。从此，父亲的图书室为他开启了一条通往神秘天地的通道，书籍便成了他最重要的伴侣，这就是博尔赫斯对自己选择文学道路的解释。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自己和家人，六七岁时开始写作，九岁时他就在《国家报》上发表王尔德《快乐王子》的译文了。
根据博尔赫斯的上述解释，遗传和天赋对他的创作的影响举足轻重。接下来我们看到，另一种事物占据了他一生中主要甚至全部的位置。正是由于它，博尔赫斯才得以写作，并获得了自我的肯定与事业成功的满足，这就是书籍。正如同犹太人的谚语：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博尔赫斯的一生深陷在和书籍的关联之中，他离不开书就如同他离不开自己的影子。自传所记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博尔赫斯，他读书、管书、写书、教书，他的每一步都带着书的印痕。
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读书是他的嗜好，也是自传描述的重点。父亲藏书数千册的图书室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他广泛阅读了各国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丰富的想象力，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尽的源泉。在欧洲期间，他自学德语，就是为了阅读德语作品，吸收德国文化的养分。1937年，他成了市立图书馆的馆员，图书馆清闲的工作和便利的条件又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书籍就是他的寄托和事业。庇隆政府倒台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的馆长，书永远和他有不解之缘。
广泛的阅读成就了他的博学多识，形成了他创作的文化积淀，也培育了蓬勃的写作热情。在自小就显露出不凡的文学天赋之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才华进一步彰显，出版了多部作品集，还组织文学团体，出版文学刊物。博尔赫斯以善于虚构著称，实际上，他的想象力和素材大多来自他的阅读。他的写作从书中来，到书中去，他很少靠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进行创作，他大脑中储存的万千册图书成了创作源源不断的宝库。而且读书使他摆脱了阿根廷文化的制约，能够把整个世界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由此具有了世界视野。生活就在阅读之中，写作就在书籍之中。他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冲破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约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多元的空间，他的追随者非常多，由此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
不幸的是，失明“像黄昏一样慢慢降临”，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双目失明了。博尔赫斯是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他说命运给他开的最大玩笑是，他双眼全瞎时得到了一座有80万册藏书的国立图书馆：“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可是这阻止不了他的阅读和写作，他听人阅读，并口授写作，还在世界各地旅行，举办文学讲座，讲授书籍中的各种故事。他是荷马和弥尔顿的兄弟，在黑暗中歌咏着美丽的诗篇。
相对于创作生涯，博尔赫斯显然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生活没有过多的渲染。他痴迷于书和文学，自己曾总结说，他的生活就是文学，爱情和政治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虽然他故意把这些经历简单化了，但这并不说明他漠视现实，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读出他丰富的个性： 内敛而颇具锋芒。除了在虚幻世界里的遨游，博尔赫斯还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社会的观察和讽刺，他对困苦生活和磨难的坚忍，他对专制、暴政的抵抗。这是性格鲜明的博尔赫斯，具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许多作家在庇隆政府的独裁和暴政下屈服了，沉默了，博尔赫斯则坚持自己的对抗立场，并因此受到威胁和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笑到了最后。
不过我们要问，这是真实的博尔赫斯吗?恐怕他自己也难以回答。博尔赫斯希望认识自己，他曾多次面对自我，和自己对话，如同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观察自身，但是他又处处逃避和隐藏自己，这正是博尔赫斯的“双重人格”。在这篇自传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博尔赫斯和我》，在这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另一个我》，他还喜欢在小说中以自己的名字给人物命名。在这些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叙述里，出现了不同的博尔赫斯，人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正如中国的庄周梦蝶物我难辨一样。他用小说迷宫和虚幻笔法，留给了我们神秘的形象和无限的猜想，他那虚构和杜撰的天分使人不得不对他的叙事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自传随笔》里出现了一个博尔赫斯，相对于其他的“博尔赫斯”，这一位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回顾了自己的大半生，并签下了自传契约。我们相信他是带着真诚而满足的心情回顾自己的生活的，或者说是他愿意回忆的那部分生活。他向我们呈现出一位博学多识、著述勤奋的作家形象;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独立思想和坚毅人格，这是具有丰富人性的博尔赫斯，不是语言游戏下的虚构。这部自传文字中流淌着坦诚与真率，语言洗练、精确而风趣。如果说从自传的角度来看它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作者似乎还是有意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更深层的感情隐藏在了对创作的介绍背后，尤其是对自己的情感和婚姻生活只字不提。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莫内加尔所说，博尔赫斯喜欢含蓄的自传，而不喜欢自传的隐私和忏悔，他在写作中约束着自己。博尔赫斯保留了叙事者的权力，对自己的回忆进行了选择，因此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个模糊而神秘的侧影。
(梁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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