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库特·冯尼格特(1922— )是当代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1922年1月11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父亲和祖父都是建筑师兼画家,很有艺术修养,冯尼格特自称,他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从小爱好文学艺术的。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他父亲长期失业,因此决计不让冯尼格特去学建筑或艺术,而要他象他哥哥那样去学化学。冯尼格特从1940到1942年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虽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然而这方面的丰富知识有助于他后来独特风格的形成——用科学幻想的意境讽喻现实,将荒诞不经的幻想与重大的社会题材结合在一起。他在大学期间热衷于为《康奈尔每日太阳报》 写稿,后来还任该报的编辑主任。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1942年入伍,先当炮兵后又当侦察兵,1944年12月12日被俘,囚禁在德国德累斯顿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战后入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同时在芝加哥新闻局当记者。1947年毕业后在通用电气公司公共关系部门任职,主要写宣传品,从1950年起专门从事写作,间或在大专学校讲课。他虽然也写剧本和短篇小说,但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他的头两部小说《自动钢琴》 (1952)和《泰坦族的海妖》主要采用传统的艺术方法,科学幻想的成分较多,因此在50年代一度被看作科幻小说家。《夜妈妈》 (1961)从内容到形式有根本性改变,此后作者就形成了被称作“黑色幽默”的独特风格。他60年代陆续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猫的摇篮》、《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尤其是《第五号屠场》是他创作的高峰,极受美国评论界和读书界的推崇,在青年学生中还出现过“冯尼格特迷”。七十年代“黑色幽默”流派趋向低潮,但他的作品 《顶呱呱的早餐》、《囚鸟》等仍受重视与欢迎。
内容概要 全书以主人公华特·斯代布克回忆的形式写成,用第一人称“我”。我父母在1908年与萨柯、樊塞蒂等同时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老板希望美国有大量廉价而又容易吓唬的劳动力,可以把工资压得低低的。一个招工的替当地最大的制铁公司招工时,也给老板麦康家招些模样出色的佣仆,我父母就这样进入了佣仆阶级,当时我母亲21岁,来自立陶宛,当了厨娘; 我父亲19岁,来自波兰,当了保镖兼司机。我就在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宅邸静如死水,没有一点欢乐气氛。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娶洛克菲勒家小姐爱丽丝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因嫌他口吃,大部分时间带着女儿克莱拉在欧洲度日,很少回家。小麦康也因口吃很少踏出家门。他的口吃病主要起因于那次大屠杀。1894年圣诞节早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库耶霍加桥梁铁制公司的工人与军警发生了冲突,民兵开枪杀死多人,史称库耶霍加大屠杀。就在当天,哈佛大学毕业的亚历山大·麦康在圣诞节晚餐前做祷告,却发现自己说话已无法成声,口吃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后他只与一个孩子交朋友,经常与他下棋,这孩子就是我华特·F·斯代布克。小麦康认为我是天才,准备将来送我上哈佛大学深造,为此目的大约在我10岁时把我的姓氏从斯坦凯维奇改为斯代希克,说什么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姓氏在哈佛就会受到器重。1931年我进了哈佛大学,从三年级开始成为激进派,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哈佛支部的联合主席和激进周报《海湾州进步派》的联合主编,是一个公开的,而且引以自豪的持证共产党员,直到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才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半信半疑拥护者。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做共产党员一度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此我做共产党员并不妨碍我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进修,也不妨碍我在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任职。到了大萧条时期,眼看一场争夺天然富源和市场的大战就要发生。如果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解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军队,取消了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从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这样做,战争就不会再来。而在那样一个博爱慈善的社会中,唯一受到排斥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的财富的人。要是我有这样的看法,又怎能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 即使时至今日,我已到了悔恨莫及的66岁高龄,如果遇到有人仍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地球上会出现大同世界、我仍感到满腔的同情,我的这种理想主义后来在白宫的岁月里或者以后在监牢里,都从未丧失。此外我一辈子只爱过4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露丝,一个与我好好歹歹做了7年朋友的莎拉以及与我发生成熟的性关系的第一个女人玛丽·凯塞琳。莎拉与我虽一度相恋,但我们在性方面不协调。我从来没有能够说服她同我过性生活。我们如果结婚是绝不会幸福的。我妻子露丝是犹太人,比我小6岁,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被关入纳粹集中营。我第一次见她是1945年8月底在德国纽伦堡,我当时32岁,是作为国防部的文职人员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国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问题的。露丝身材瘦小,由于营养不良,看上去象个15岁的孩子,当时她被盟国军队临时拉来当翻译。我们闲聊谈到她身世的时候,她突然在我汽车里昏了过去,我送她进军用医院,让她不花一文钱得到了地球上最优等的医疗照顾。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尽管她过去有过许多悲惨的经历,她还是处女,我也几乎是童男。露丝始终对我忠贞不渝,五、六十年代我失业时还供养我,直到1974年在我被捕前两个星期睡熟时死于心力衰竭。话说回来,1949年我带了我的小家庭——我已有了儿子,一个很不招人爱的人,痛恨自己的父亲,如今是 《纽约时报》的书评家——从纽伦堡回到华盛顿,买了一所房子,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就受到众议员一个委员会的传讯,向我提问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加州的众议员尼克松。国防部居然任命我这个前共产党员去把一批科学家和军人组成一个特遣组并领导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方案,对付战场上的小型核武器。尼克松先生想要知道,有我这样政治历史的人能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这次传讯以后,我就被调到国防部一个次要部门工作,调查士兵饮食的口味并绘制图表。两年后,我被叫到陆军助理部长瓦克的办公室,瓦克先生代表国家对我多年来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之后,告诉我从我的行政才能,如果用在私人企业方面,一定可以得到更为优厚的报酬,换句话说我被一脚踢出了国防部。尽管我认识不少重要人物,在五、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那儿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全靠妻子露丝把我们这个受人冷落的小家庭维持下来。尼克松靠传讯我和处理我的案件名扬天下,20年后当了总统,他的手下人发现我失业在家帮我妻子做室内装饰生意,尼克松知道后,想起没有那次对我的传讯就当不了总统,于是通过手下人赏了我一个差使,让我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年薪36.000元。可惜好景不常。“水门事件”发生后,地下室下层我那个不起眼的办公室被选中为最理想的窝赃地点,在我的默许下藏了一百万元非法的竞选捐款。赃款被发现了,我因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但很快被营救出狱。我当天就乘飞机去纽约,在马路口邂逅遇到我在30年代的旧情人玛丽·凯塞琳。她化装成一个叫花婆,谁知她乃是杰克·格拉汉姆夫人,控制着拥有全国19%财富的拉姆杰克公司。玛丽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不减当年,嘱咐我说:“我死后,你看看我左脚的鞋子,华特。你会在鞋里找到我的遗嘱。我要把拉姆杰克公司的股票还给美国人民,他们是最合法的继承人。”我认为她动机虽好,却一点改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觉得把这样的东西给人民,不过是跟他们开个玩笑,结果我因未执行遗嘱在1979年再次进了监狱。
作品鉴赏 冯尼格特的艺术特点是黑色幽默。早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时期,在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中,讽刺与幽默已无法起着很大的作用。英美文学中出现了象狄更斯、马克·吐温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幽默家,幽默文学开始风行一时。但正如马克·吐温在《自传》中所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 。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儿,一团花絮。”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幽默开始成灾,成了一种“工业”,英国学者克顿说:“在20世纪,讽刺作品已很少,原因之一是幽默工业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讽刺作家除非诉诸于漫画或卡通手法,就很难被人感觉出是讽刺家。”几乎可以这么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幽默淋淋与讽刺分了家。真正的讽刺作家不再使用一般的幽默手法而是使用漫画或卡通手法。而冯尼格特的“黑色幽默”手法基本上就是这种手法。冯尼格特本人曾一再否认自己是黑色幽默派,说“作家不是商品,哪能贴上标签分类?”但他所采用的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确实具有六十年代美国某些后现代派作家的共同特征,称为“黑色幽默”也有一定的道理。幽默而成黑色,就寓有罪恶、死亡、绝望之意。尽管西方评论界对黑色幽默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大多数认为它是一种荒诞的幽默、恋爱的幽默、病态的幽默,也有人称它为“大难临头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美国的黑色幽默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以品钦、巴思为代表,作品一般都脱离现实,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去追求异想天开的荒诞意境,想象力固然丰富,社会效果却较差。另一种以海勒、冯尼格特为代表,用卡夫卡式讽刺笔法来描绘与反映现实,但用的不是普通镜子,而是哈哈镜、折光镜,照镜的人不仅照到别人的脸,也照到自己的脸,但一张张都是漫画化了的“鬼脸”。冯尼格特在《顶呱呱的早餐》里亲自画了许多插图,有卡车、手枪、肛门、女人短裤、电灯开关等,这些都是漫画,有所影射和讽刺。例如他画的电灯开关就模仿画家奥尔登堡的素描,以讽刺六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所谓“流行艺术家”,他们画汽车、可口可乐瓶和电灯开关等为了赚钱不惜卖身给大企业画广告,冯尼格特认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堕落,《顶呱呱的早餐》从内容到书名,就是讽刺美国文艺学术的日益商业化。书中还有一幅作者的自画像: 鼻孔冒烟,两眼流泪,表示他既愤怒又悲伤,通过替自己画漫画来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感情。《囚鸟》的艺术风格与《顶呱呱的早餐》基本上一致,从超现实的角度用夸张的手法把生活漫画化,例如书中描写主人公斯代布克的旧情人玛丽拥有全国最大公司的多数股票后,为了防止人暗杀她,就从不露面,而是用电话作指示,再以亲笔信证实,信上有她十个指头的手印,因此有不少人想要割掉她的手,把它们腌起来,然后用她的手控制拉姆杰克公司。本书没有什么主要故事线索或情节,也缺乏理性和逻辑性,人物象木偶,没有性格发展,内容荒诞得甚至到了难以理解或可笑的程度 (例如写玛丽把自己的全部财富放在鞋里) ,悲剧的内容可以作喜剧的处理,痛苦和绝望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作者在书中往往信笔所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随便变换时间空间,一个故事可以分割成零碎片断,分布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中间穿插一些莫名其妙的滑稽插曲或作者本人的奇谈怪论(如书中谈到最后毁灭地球的东西可能是胆固醇) ,这样勾勒出一幅幅疯狂的、荒诞的画面来影射现实,讽刺现实。本书的另一主题是写美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三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转为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结合着主人公斯代布克的生活历程对美国社会和政治进行挖苦和讽刺,可以说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达到了通常的现实主义手法难以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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