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法国作家,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父亲是酒窖工人,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缪早年生活贫困,靠母亲帮佣度日。1931年进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半工半读,1936年毕业。加缪曾演过戏,当过导演,在左翼报纸任过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缪参加抵抗法西斯运动,先后编辑《法兰西晚报》、《战斗报》,1945年任《战斗报》主编。其间与存在主义文学旗手萨特相识,并支持他的活动。1946年起,加缪思想右倾,发表文章和演说反对社会主义。1947年退出《战斗报》。1951年发表哲学随笔《反抗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表明加缪的某些哲学思想与萨特产生分歧。萨特为此与之激烈论战,最终两人绝交。1960年,加缪罹难于车祸。加缪发表的作品有小说、戏剧、散文和哲学随笔。中篇小说《局外人》 (1942)是成名作。长篇小说《鼠疫》(1947)是代表作。《流亡与王国》 (1957)是较重要的短篇小说集。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 (1942)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其他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堕落》 (1956),剧本《卡里古拉》 (1938) 、《误会》(1944) 、《戒严》 (1948) 、《正义者》 (1949) ,散文集 《反与正》 (1937) 、《婚礼集》 (1939) 、《夏天》 (1939)等。加缪的创作表明世界和人生的荒谬性,人的责任就在于反抗这种荒谬的存在。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
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主人公默尔索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小说以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 “我”的住养老院的母亲死了。“我”赶到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养老院为她送葬。母亲的棺材搁在停尸房里。门房准备将棺盖打开让“我”看看母亲的遗容,“我”说不想看了。母亲下葬后回到阿尔及尔。第二天在海滨浴场遇见曾一起工作的打字员,女友玛丽。“我”和她一起游泳、看电影,最后到“我”的住处住了一夜。几天后,玛丽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 “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象不爱她”。后她又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婚。” “我”有两个邻居。一个叫萨拉马诺。8年来,他死了老婆后一直跟一条狗厮守在一起。另一个叫莱蒙。他供养着一个情妇,后发觉她欺骗了他,打算惩罚她。莱蒙出了个主意,要“我”替他写封信给那个情妇,将她引诱到莱蒙的住处。过了几天,情妇果然上门,被莱蒙揍了一顿。一次,莱蒙约“我”和玛丽去他朋友的海滨木屋去度假。在海滩上遇到两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将莱蒙刺伤逃跑了。莱蒙想报复,没有成功。他回到了木屋。“我”因怕爬台阶,怕跟两个女人说话,未进去。为避酷热,“我”向一片阴影走去,当走近时,恰遇到了刺伤莱蒙的阿拉伯人。“我”并不想替邻居报仇,“对我来说,那件事已经完了,我来到这儿根本没想那件事”。可阿拉伯人却抽出刀来。“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此时,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我”就在这无意识中向阿拉伯人开了枪,接着又向尸体连放四枪。“我”被捕了。先是警察局替“我”找的律师跟“我”交谈。他问我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是否感到难过。“我”说: “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可爱的人死去。”律师打断了“我”,要“我”保证不要在法庭上说这句话。“我”对他说,“我更希望妈妈不死”。他启发着问,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我”是否控制住了对她的感情? “我”回答说不能那样说,“因为这是假话”。他很生气地走了。不久,“我”被带到预审推事面前,他问“我”在打阿拉伯人时,为什么开了第一枪,又连续开四枪,“我”不知如何回答。他说任何人,哪怕是罪孽深重的人,必须向上帝海过,上帝都能饶恕。他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听了极为愤怒。“我”的案子开始审讯。法庭庭长让养老院的院长证明“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过于冷静,下葬后也没有在坟前默哀。他们又让停尸房的门房证明“我”不想看看母亲的遗体,却抽烟、睡觉、喝牛奶。在法庭上,“我”的朋友和邻居为“我”辩护,说“我”是“男子汉”,“不说废话”,是“正经人”、“老实人”。最后,检察官将母亲下葬和海滩杀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证明“我”杀人是有预谋的。“我”被判处死刑。“我”想逃避这不可逆转的进程,考虑上诉。但“我”作了最坏的打算,上诉很可能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30岁死或70岁死关系不大”。“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20年后也好。”“我”放弃了上诉。“我”数次拒绝接待神甫。最后一次他进入牢房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他安慰“我”: “上帝会帮助您的。”但“我不愿意人家帮助我”,“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他气得两手发抖。他缠着“我”,还要跟“我”谈上帝。他硬要为“我”祈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象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他”,“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迸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神甫走后,“我”平静下来。在这生命将尽的时刻,“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 “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我”太孤独了。为了使“我”不那么孤独,“我”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
作品鉴赏 默尔索跟常人一样,他工作、交友、游玩。可他更迥异于生活中的人,他是那样的怪异。母子之爱,原是人世间神圣的感情,而默尔索对母亲却极为冷漠。他连母亲的年岁都弄不清; 母亲住养老院,他怕占用星期天休息日,很少去看望。母亲死了,对于常人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 可在默尔索的感情冰水中,激不起细微的涟漪。养老院要他再看看母亲的遗体,他阻止了,说自己不想看,虽然他离开她已有一年,在送葬过程中,默尔索除感到难以忍受的炎热之外,毫无伤痛之意。下葬的第二天,就投入跟女友的欢爱之中。默尔索显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作家着意塑造的荒诞的“局外人”。小说全力渲染人物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乃至自我的局外感。对于母亲之死,默尔索就站在母子关系的局外,漠然置之。女友要跟他结婚,他也超然于恋人关系的局外,无可无不可。对于他的两个邻居,说不上是同情还是厌恶。他做任何事情,毫无情感色彩。默尔索作为“局外人”的性格特征,集中表现在他对死亡的态度上。死前他拒绝向神甫忏悔。对于死,他不感到恐惧; 对于生,也没有过多的留恋。在生命结束的前夕,他倒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默尔索实在是一个超乎一切的十足的“局外人”! 相对现实人物而言,“局外人”是一种荒诞的变形。加缪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表现他的哲学观点。他认为,现实存在的一切都是荒诞的《局外人》集中表现了法律的荒谬性。默尔索在毫无杀人动机的情况下犯了罪,可是法律不是用证据,而是以荒诞的推理给他判罪。审判官将他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泣、跟开枪杀人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从而断定默尔索杀人是有预谋的。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不让犯人声辩。“他们好象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更有甚者,检察官还将默尔索的案子跟一宗弑父案联在一起,说:“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多么可笑的逻辑,多么荒唐的法律!默尔索就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的人”。既然人生原是一出荒诞剧,那么,一切都不必愿望,不必执著,不必认真、不必热情,极端的冷漠才是唯一可奉行的人生哲学。加缪极为赞赏默尔索对荒谬的认识和漠然的人生态度。《局外人》最后一段,作家以充满哲理和诗情的语言传达了默尔索临刑前夕的心理活动。“我好象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因此,“我” “是幸福的”。这种“把握”,就是人物对荒谬现实的彻底洞察,就是冷漠、傲然的人生态度以及蔑视死亡、天神的气概,无疑,默尔索的形象具有形而上学的寓言意义。“局外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畸零人的共名,他概括了三、四十年代的部分青年对现实的绝望心理。不言而喻,“局外人”愤世嫉俗是可取的,悲观绝望则应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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