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1929— ) 当代著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1929年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布拉格音乐学院电影系,曾担任过文学教员。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出版的诗集有《人,一座广阔的花园》 (1953)、《独白》(1957),主要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怀疑。1955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最后一个五月》。60年代开始,昆德拉转向小说创作。1965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玩笑》 ,小说描写了一桩政治错案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痛苦。这部小说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昆德拉以此为世界瞩目的作家。昆德拉曾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学报》的领导人之一。1967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后,他受到党内审查的处分。1968年苏联出兵布拉格后,作品被查禁,被开除党籍。1975年流亡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的日益增高,法国总统特别授予他法国公民权。在被开除出党及流亡国外的年代里,昆德拉继续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国外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主要有《为了告别的聚会》 (1976)、《笑和忘却集》 (1976)和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984)。他的作品幽默而又深刻,跳跃而又富有音乐的节奏感,寓哲理于生活的细节之中,有力的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由于他杰出的文学创作,近年来多次获国际性文学奖,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内容概要 工作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外科医生托马斯是一位与妻子离婚、自己独居的中年男子。十多年来,在男女两性问题上,他一直追求和保持着一种所谓的“性友谊”。男女双方的交往应仅仅局限在单纯的性交往上,除此之外,双方不应该要求对方,或用责任和义务来约束对方。托马斯依循着这种“性友谊”原则,与一些女人保持着不远不近、不疏不密、不冷不热的关系。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托马斯与乡间餐馆女招待特丽莎邂逅相识。年轻淳朴的特丽莎进入托马斯的生活,改变了托马斯守持十年的“性友谊”原则。托马斯决定与特丽莎在布拉格长期同居,并求他的情人——女画家萨宾娜为特丽莎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使特丽莎陷入了十分矛盾的窘境之中,同时,她的介入也造成了托马斯生活的窘态。特丽莎一方面十分珍惜与托马斯的爱情; 另一方面,她又难以容忍托马斯继续与别的女人保持关系。特丽莎生活在嫉妒与恶梦之中,而托马斯则常常奔命于他的“性友谊原则”与爱的忠诚这两个难以调和的冲突之间。1968年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布拉格。特丽莎这时已由暗房技工提升为一名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她以记者的身份全身心地投身于拍照采访的工作中,用镜头记录下占领者的野蛮和抗议者的愤怒,虽几遭威胁和被捕,她仍不停地工作,将拍摄下来的历史镜头送往国外发表。苏军的占领使形势越来越恶化,托马斯和特丽莎不得不离开祖国,移居瑞士。恰巧托马斯的情人萨宾娜这时也已流亡瑞士。托马斯打电话与萨宾娜联系,两位昔日的情人又旧梦重温。侨居国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特丽莎的心境,反而使她觉得更加孤独和难以忍受。为此,特丽莎独自决定返回自己的祖国。临行时留给托马斯一封信。后来,内心深爱着特丽莎的托马斯,也毅然作出了返回布拉格的抉择。流亡瑞士的女画家萨宾娜在日内瓦结识了新情人弗兰茨。弗兰茨是在大学任教的讲师。这对情人的不断交往,同样造成了令人窘迫的局面。萨宾娜生性孤傲,一生最厌恶的是媚俗,认为媚俗是人类生活中最可恶的敌人。从反对媚俗出发,萨宾娜蔑视一切众人约定俗成的原则和戒律。她凭着女人的敏感意识到自己与弗兰茨不过是貌合神离。她与弗兰茨的交往也都不过是些错位中的对话。她力图追求一种既真实又不媚俗的生活。在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萨宾娜却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弗兰茨虽沉溺在对萨宾娜的爱恋之中,并决定与妻子克劳迪离婚,同萨宾娜结合,但他根本不能了解萨宾娜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萨宾娜的不辞而别把他推向了一个更为窘迫的尴尬的境地: 离开了妻子和家,但又同时失去了热恋的情人。然而,弗兰茨很快又惊异的发现,这种窘境也给他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新生。这种突然降临的庆幸,又使他与一位学生情人同居生活在一起,从而使他摆脱了把爱情理解为一场战斗的那个可怕的妻子。萨宾娜离开日内瓦后,在巴黎定居。几经沧桑,几经漂流,她感到四周空空如也。强烈的虚无感包围了她,她悟出了人生的奥秘。人的一生所难以承受的并非累累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或许生活中的奋争、操劳、反叛、追求等等所欲达到的目的,只是那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在巴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来信,得知托马斯与特丽莎已死于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这一死讯更增加了萨宾娜的虚无感。托马斯和特丽莎返回布拉格后,一直生活在绝望与沉沦之中。由于苏联的占领,捷克似乎进入了一个“葬礼的时代”,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着,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人们的生活如履薄冰,到处充斥着暗探、密告、监视。托马斯和特丽莎当然不能逃脱厄运。托马斯因为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而被解雇,失业后在郊外的一家小诊所找到了一份很差的工作,可由于托马斯拒绝与警察的所谓合作,去陷害一位编辑,连这份很差的工作也丢掉了,最后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从此以后,托马斯更加沉沦,只能靠偶然外遇的性游戏来填补生命中的空白。特丽莎的心灵更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祖国的沦陷,所钟爱的人的沉沦,使她陷入了极度的混乱而难以自拔,可怕的是梦魇和幻觉给她的心理蒙上了厚厚一层恐惧的色彩。为了摆脱缠扰不休的恶梦,她选择了一个荒唐的尝试,与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此等荒唐之举丝毫也未改变她的本来心境。特丽莎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沉沦绝望的生活了,为了她和托马斯,她建议双双隐居乡村,希望用乡村的静谧来安抚不安的灵魂。最后,他俩因车祸而双双身亡,灵魂因死亡而得到了彻底的安息。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信念的追求,还是为表示对过去情人萨宾娜的忠诚,弗兰茨十分同情和关注被越南侵占的柬埔寨战况,并积极参加一次进军柬埔寨的行动。这一行动是由西方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他们组成一支队伍开进越南占领的柬埔寨,以迫使越南人允许医生入境。在进入柬埔寨的过程中,弗兰茨体会到了伟大的历史事件与喜剧性的荒诞往往会自然而又奇异地结合在一起。许多知名人士在为正义而斗争的掩盖下,却干着猎取虚荣的勾当。一个夜晚,弗兰茨被几个拦路抢劫的歹徒打死。她的妻子克劳迪为他举行了葬礼。他的学生情人站在远处恸哭失声。弗兰茨完成了漫漫迷途的永恒回归。女画家萨宾娜一直流亡异地他乡,四处漂泊,最后定居美国。有一天,她写了一份遗嘱,请求把自己的尸体火化,骨灰撒到空中。用死完成了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轻。
作品鉴赏 昆德拉在谈小说时说: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在他眼里,小说的主旨乃在于描述人类存在的境况,并揭示其中深藏的奥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便是这样一部描述人类存在境况并揭示其中奥秘的作品。人的存在问题是艺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人类存在所面临的种种危境的与日俱增,随着人对自身之在的困惑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以一种震摄心魄的形式尖锐地凸现出来。“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确已构成了艺术中最具现代意义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现代精神,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新异乖戾,而在于对于人的存在境况的关注程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正是此意义上的现代作品。这部小说以1968年捷克事件为历史背景,用冷静而幽默的笔触描述了外科医生托马斯、女记者特丽莎、女画家萨宾娜、大学讲师弗兰茨等人的生活境况和心态意绪,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窘迫境遇和重重困惑,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面对生存,面对历史,昆德拉揭去了古典式的理想主义罩衣,把生命存在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荒诞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古典式的理想主义一直沉溺于用理性编织起来的线性因果观念之中,在它看来,历史的进程总是遵循一定的预先设定出来的逻辑因果关系。生存的抉择不外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前进就是倒退,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重就是轻,其实,人及其历史的存在绝非如此简单。在生命的历程中,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常常无法摆脱充满悖论的怪圈。被众人接受和尊崇的普遍道德律令,或许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灾难,酝酿着一个险恶的阴谋;当你自以为在不断前行,不断上上升的时候,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你不可思议的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当你被生活的重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万万想不到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不是重而是轻。古典式的理想主义认为生活充满阳光,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理性的虚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欺骗。由于这个骗局,古典式的理想主义暴露出它的全部虚伪性和野蛮性。只要我们翻翻历史,就会发现许多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往往都是在理性虚构的遮掩下进行的,理性虚构使恶行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进行。现代主义勇敢地击碎了这个幻象,砸碎了这个偶像。它向人类表明,与其沉溺于理性虚构的幻象之中,不如无畏地承领生活的荒诞,哪怕会被荒诞推入虚无的深渊。现代主义企望沉沦后的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呈现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极富现代意识的生活景观。托马斯困扰于性爱与忠诚的两难选择之中。“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 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特丽莎与萨宾娜象征着他生活的困境,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缺少。托马斯被这种两难困境折腾得精疲力竭。这使他的生活堕入了一种沉沦状态。特丽莎由于爱托马斯而被其置入困境之中。托马斯的荒唐之举,促使特丽莎也进行了一次荒唐的性试验。这个试验不但没能让她摆脱困境,反倒使她更加惶惑不安。萨宾娜与弗兰茨的性爱则呈现在一连串的错位之中。而弗兰茨在通向柬埔寨的伟大进军中,体会到的不是献身的崇高,却是充满了喜剧色彩的一出闹剧。最后这四个人都在荒诞的怪圈之中走向了虚无——绝对的生命之轻死亡。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经历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状况,因此,这些人物及故事,都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它既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又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从这个观点看作品,你甚至可以把四个人物视为一体,正如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托马斯生活的两极一样。昆德拉的作品常常具有一种冷静的幽默,有人称之为“昆德拉式的幽默”。他把幽默看成是小说的母亲。读这部小说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被他那种幽默的智慧所感染。昆德拉式的幽默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冷静的智慧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智慧的产物。这种幽默源于他对生存境况的深刻理解和无情剖析。他完全打破了崇高与卑微、庄严与戏谑,伟大与荒唐的界限,将作品中的人物放到一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之中。特丽莎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体验时,肚子里发出了奇异的咕咕声; 托马斯在与女人调情以后,居然十分正经地归纳出三个已知项组成的公式; 小说中关于大便与斯林儿子之死及上帝存在是否真实的论述真是令人忍俊不止。让我们看一段小说中的论述: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这就是昆德拉式的幽默。这幽默之所以冷酷是来自于他对伪理性主义冠冕堂皇的东西的无情的暴光和嘲弄。它使人们发现古典式理性主义的荒唐和虚假。另外,应该指出的是,昆德拉的幽默与现代派中的黑色幽默并不相同。这与作者的叙事介入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昆德拉主张作者尽量从作品后面消失。他曾引用一句犹太语: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用来说明小说艺术,并指出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这样在创作中,昆德拉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冷静,似乎在以上帝的身份俯瞰众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便是那个发笑的上帝。而在黑色幽默中,作者叙事介入态度往往表露的比较明显,或许我们可以把“昆德拉式的幽默”称之为“无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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