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1911— )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作家早年的作品多为儿童题材和生产、道德题材。1951年,因长篇小说《司机》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73年,中篇小说《无名小卒》又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奖。雷巴科夫的作品致力于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严肃思考,通过行为、事件揭示人物性格,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层次,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文学魅力。雷巴科夫的其他作品还有: 《短剑》、《青铜鸟》 、《叶卡捷琳娜·沃罗尼娜》、《沉重的黄沙》、《阿尔 巴特街的枪声》和《克罗什历险记》等。《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雷巴科夫创作的三部曲的首部。另两部是《一九三五年及其它年代》 和 《一九四四年》。此书在公开发表之前,手稿已在苏联文学界广泛流传,许多作家争相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小说发表后,苏联文学界反响强烈,认为它是一部“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称赞它“成功地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点’”。小说在苏联国外也引起轰动,《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塞格·施迈曼喻之为“1987年春天将引爆的一颗文学炸弹”;美国一家出版商以10万美金从作家手中购到版权,独家在美国出版英译本。
内容概要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通过对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区一些青年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描写,来反映苏联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历史现实。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写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的青年男女萨沙等人的命运,另一条线索是描写苏联上层人物的矛盾和斗争,主要写斯大林大权独揽后对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怀疑、猜忌和迫害。在阿尔巴特街上,住着这么一些青年: 萨沙·潘克拉托夫,交通学院的学生,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他诞生在一个工程师家庭,父母很早离异;父亲每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们母子一次,母亲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 他从小自尊自爱,能独立思考,加之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萨沙所在的交通学院有一位叫克里沃鲁奇科的副院长,他一生戎马生涯,早年曾是奥尔忠尼启则的部下,“学院里盛传他闻名于世的戎马生活,他至今还穿着军服、马裤和皮靴”,他严谨耿直,不苟言笑,“学生们都对他惧怕三分”。有一次,他负责学院宿舍的建设工程,因建筑材料缺乏而让宿舍建设下马。此举被学院的党委书记包林、研究生洛兹加切夫等人视为把柄,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来陷害克里沃鲁奇科,并揪出总后台奥尔忠尼启则。于是,他们召开了党委会,并叫来萨沙在会上发言,揭露克里沃鲁奇科。没想到,耿直的萨沙非但没有与他们共执一词,相反,却竭力替克里沃鲁奇科辩护,使包林等人弄巧成拙,在党委会上出尽洋相。学院里还有一个叫阿齐江的讲师,在萨沙他们班教社会主义核算原理,但他“一不讲核算,二不讲原理,只讲歪曲这些原理的人”。萨沙为此向他提过意见,因而遭到阿齐江的怀恨。机会终于来了。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日的壁报上,萨沙随手写了一首讽刺班长科瓦廖夫的打油诗,而被包林、洛兹加切夫、阿齐江等人污为“反党事件的组织者”。他不仅被开除学籍,而且还被罚做苦役,蹲了几年监狱,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与萨沙同住一楼的,还有尼娜·伊凡诺娃和她的妹妹瓦里娅。尼娜是个心慈面善的共青团员,她从不注意穿着打扮,“无论是大街上转还是去赴宴——衣服就是这一件”。现在,她已是一名小学教员了。而瓦里娅则是一位任性、聪明、善良的姑娘。父母去世后,她与姐姐相依为命。她一直暗恋着萨莎,甚至当萨沙遭难后,也一直与他通信,并以萨沙的未婚妻自居,与萨沙的母亲一起排队等候探监,后又干脆搬到萨沙家,照顾萨莎母亲的衣食起居。她的行为给了萨沙莫大的精神鼓舞。而莲娜·布佳金娜则是著名外交家布佳金的女儿,她从小随父亲生活在国外,能流利地讲几国语言。她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姑娘,但却心地善良,误托终身。在那些青年中,性格最复杂的,要数尤拉·沙罗克了,他虽与萨沙他们都是中学同学,但却远比同伴们深谋远虑、工于心计。他的父亲老沙罗克,早先是一家时髦成衣铺的小伙计,后来当了裁剪工、师傅,继而成为老板独生女儿的丈夫。革命后,他朝思暮想的遗产——成衣店被收归国有,他的发财梦到此告终。“他不信上帝,不能原谅上帝使他破了产,因破产的事他更不能原谅苏维埃政权。5月1日和11月7日他常照上班。”尤拉的兄长弗拉基米尔因抢劫罪被捕,为了减免儿子的罪行,老沙罗克带着尤拉找一位有名望的律师求情。律师家“镶在镀金框内的画和玻璃书柜里一排排印着烫金图案的书脊”,给了尤拉极其强烈的印象。他从此由一个父亲影响下的落后青年,变成一位积极要求上进的共青团员。因为他深知,“要想当律师,必须先上大学;要想进大学,必须先入团,去工厂”。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拼命讨好莲娜,并利用对莲娜的占有关系,向布佳金施加影响……后来,他虽未成为律师,但凭着机智灵敏和善于察言观色,进了内务部,甚至插手处理萨沙案件。他们曾是中学同窗,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素质、所受的环境影响不同,因而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青年们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萨莎被捕一案的发生,绝非偶然。萨沙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生,但他的与众不同处就在于他有一个身为中央候补委员、钢铁工业的权威的舅舅——马尔克·亚历山大罗维奇·梁赞诺夫; 而梁赞诺夫又是中央委员、被斯大林认为是“不可靠分子”的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的密友。很清楚,那些人别有用心地对萨莎的讽刺诗大做文章,无非是想顺藤摸瓜,揪出自己强有力的政敌而已。更何况,萨沙还敢于替奥尔忠尼启则的亲信克里沃鲁奇科辩护。而包林、洛兹加切夫之流之所以敢于滥加罪名于无辜,也因为他们有稳固的政治后台。按理说,身居高位的马尔克·亚历山大罗维奇有机会为无辜的外甥辩解,但他为什么只轻描淡写地向有关方面反映了一下情况,而不是据理力争、伸张正义,反而劝说萨沙委曲求全,承认错误呢?这就不能不谈到斯大林的性格秉赋、处世原则了。斯大林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产阶级的领袖,在苏联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任何场合出现,都要引起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同时,斯大林又为国家的前途殚精竭虑,以顽强的毅力领导人民完成国家由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使苏联以巨大的步伐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然而,斯大林在某些个人品质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出身于穷苦的鞋匠之家,母亲在富裕人家洗衣帮工;他从小穿的都是破衣烂鞋,常被有钱人家的孩子嘲笑斥骂。童年的苦难,一直没被他淡忘,甚至在他成了领袖之后,也因由卓别林扮演的《都市之光》中的流浪者身上,想起了可怜的父亲朱加什维利而伤心流泪。童年的不幸,使他敏感而又自尊,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如有人敢于持不同意见,他的眼睛“骤然间变成淡黄色,阴森森的,象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凶光。”作为一名领袖,斯大林还十分推崇强权统治。他认为,“为了崛起成为领袖,一个君主应当消灭周围一切惯于将他视为傀儡的人与物。”为此,他十分崇拜恺撒、拿破仑和伊凡雷帝。在他看来,“唯有恺撒大帝使用他个人专断的政权才能战胜敌人,唯有拿破仑皇帝能征服欧洲。最高政权应当象沙皇那样至高无上,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让人民崇拜,只有这样的政权人民才会服从,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使人民尊敬得五体投地”。“伊凡雷帝堪称伟大的治国豪杰,他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杀了一些贵族,而是他杀得太少……诛灭自己的政敌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这些残暴政策成了斯大林执政治国的理论依据。斯大林还忌贤妒能,滥杀忠良。基洛夫被刺一案虽成为历史难解之谜,但我们从斯大林对基洛夫所持的态度来看,也不难窥出其中的奥妙。在所有的部下中,斯大林认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不追求独立地位,是较好的执行者”,安德烈耶夫、加里宁“来自基层,属于随大流的人”,而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肖尔、古比雪夫、鲁祖塔克则是些“靠不住的人”。尤其是基洛夫,他是个“非贵族出身的半吊子知识分子,是个蛊惑人心的人。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博得了欢呼。在红场举行的庆祝第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群众大会上——他再次博得了欢呼。在莫斯科群众面前本该由一位代表全党的政治局委员讲话,而不应当由代表列宁格勒州党组织的人讲话。可是,他没有拒绝。他讲话了。此人不可信任哪!”更何况,基洛夫平易近人,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散步,带着孩子们乘轿车兜风,还与同幢大院里的孩子们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这一切在斯大林看来,是基洛夫在炫耀自己的简朴与平易,想强调: 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官,处处戒备,不在街上行走,不与孩子们玩“猫捉耗子”想以此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洛夫不怕人民”。基洛夫简直成了斯大林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以防他在列宁格勒搞什么“第二首都”。科达茨基、丘多夫、科马洛夫等人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是斯大林整治的对象,而基洛夫却出面保护他们。科达茨基“在列宁格勒的工人们要求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时,没表现出什么热情”,用斯大林的话说:“在这种问题上动摇了!”当时,基洛夫建议解除他的莫斯科——纳尔沃区党委书记的职务,安排他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而后来又升他为列宁格勒市的苏维埃主席。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不把这些劣根铲掉,而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是想搞“第二首都”!基洛夫在十七大的发言,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他说:“在列宁格勒,只有彼得堡工人的光荣革命传统是旧的,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新的……”由此观之,基洛夫被刺一案,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敌人派遣的刺客”所为,倒很可能与斯大林本人有关! 全书以基洛夫被刺结尾,将这一迷案留给历史与后人。
作品鉴赏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之所以引起轰动,被誉为“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成功地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点”,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揭示了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打破了30年来的沉默局面”。作品深刻反映了1934年苏联发生的重大事件:大规摸的肃反和镇压给苏联人民蒙上了阴影,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苏共十七次党代会后,斯大林独揽大权,个人崇拜逐渐蔓延; 斯大林对他所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领导层,如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洛未纳泽,以及国家高级官员布佳金,一些反对派成员雷日科夫、毕亚达科夫等采取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秘密警察不受法律约束,制造了一桩又一桩草营人命的冤假错案;斯大林视30年代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的基洛夫为心腹之患,他们的冲突最终以这位忠于党的事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的被谋杀而告终……这都是些敏感的,甚至是触犯禁忌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动机促使作家勇敢地触及这些问题的呢?雷巴科夫认为,历史上曾有过伟大的创举,也有过悲剧; 有些令人骄傲,也有些时期令人觉得羞耻。但是必须回顾,必须反省; 而回顾和反省的目的是为了不重复过去。三十年代,“人们变得什么都怕”,不敢独立思考,一切等着“上面”怎么说,人们失去了主动精神和尊严感。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停滞现象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三十年代某些现象产生的心理状态的延续。而那种“千万别出什么事”的恐惧心理至今犹存,对我们的事业危害极大。作家还认为,在真理中成长的人们追求真理,而在虚伪中成长的人只会按固定的标准思考,而且常常怀疑真理和事实的可靠性。因此,必须用真理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他们没有经过那种黑暗的年代,所以更应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青年是历史的继承者,开拓者和创造者。雷巴科夫曾说:“这是一部沉重的小说,沉痛的年代……要把当时发生的事都写出来是很复杂的,心理上很复杂,但是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完成它,已经讲了真话,就需要讲到底……” 由此可见,对历史进行反思,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教训,并从中悟出真理,更稳健地沿着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前进,这是作家重要的创作意图。小说引起轰动的第二个原因,是作家对斯大林形象的全新塑造。雷巴科夫在1988年6月会见合众社记者时,谈到了该书的创作构思:“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本不打算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小说,而是要写一本关于萨沙·潘克拉托夫,我们一代人的命运,我所居住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和当时社会情况的小说。对我国人民来说,三十年代是一个悲剧年代。因此我要想表现这个时代,当然,斯大林必须是书中的一个角色,因为没有斯大林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正如现实生活一样,斯大林开始膨胀,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有些作家笔下的斯大林形象往往是经过粉饰的,完美无暇的; 又有些作家在塑造斯大林形象时,过份强烈的个人主观感情占据了大部分的创作空间,使他们不能客观地、公正地评价斯大林。而雷巴科夫避免了这两种极端,因此,即使是在猛烈抨击、深刻揭露斯大林身上某些个人品质及作风的同时,亦能持公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心目中斯大林的偶像虽被砸碎,但他们仍然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一痛苦现实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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