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生命册》主要内容

　　《生命册》的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的人，而作品串联起了“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纷纷扰扰的世界。 最终在时代的剧变中，“我”失去了精神的依傍和皈依，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孤儿”，他被扎坏一只眼睛，躺在医院里反思自己这一路的荣华与失落。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骆驼”跳楼自杀。

　　写作背景

　　《生命册》的写作诉求是探索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作者想写一部内省书，作为对自己50年生命的重新再认识。在厚重的生活背景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物容易失重和失去方向，就此引发了作者的思考。创作过程据《生命册》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回忆，她希望李佩甫将对平原的研究、认识写出长篇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李佩甫当时正有这样的写作计划，要“把几十年整个对平原的认识都砸进去”，就愉快地答应了。大概在2007年、2008年，李佩甫已经写了七八万字，当张亚丽高兴地要拿来看时，李佩甫又说不满意，废掉了。2011年9月，李佩甫终于交来书稿。

　　《生命册》赏析

　　李佩甫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场域，将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作为诱使人性发生多向裂变的外部因素，进而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中的艰难求索或无奈蜕变。如虫嫂的大儿子大国，从小受尽了乡人的白眼与欺辱，当终于靠求学改变命运后，却对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虫嫂百般嫌弃;如因“作风问题”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老杜，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受尽屈辱，顽强的刘玉翠嫁给他并支撑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当老杜经过多年磨难终于平反回城后，却千方百计地逼迫刘玉翠离婚。离婚后，他曾经满溢的才华在一次次与前妻的斗争中磨损并最终无奈退化成一个类似沿街乞讨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老杜的命运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其原有的良善与正直也在历次磨难中终于迷失溃败。

　　而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骆驼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蜕化与堕落则更具代表性。他曾经也是怀抱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在商业时代，他被骗得一贫如洗，曾经的文学理想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为了适应这个巨变的城市环境，骆驼用他的聪明才智，主动迎合这个时代，在向社会顶层攀爬的过程中，逐渐失落了善良的本性，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将他人也拉下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深渊。从骆驼身上，能够感受到作者寄予知识分子的期望以及因知识分子在时代冲击面前堕落的无奈叹息。对于“骆驼”这个人物，李佩甫在批判的同时，也饱含怜悯和反思。骆驼是被这个社会和时代负面因素所异化了的，作为知识分子，他非但没有成长为社会的改良力量，反而一步步走到社会的反面。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一直到故事的结尾，李佩甫没有明确地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他提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摸索轨迹和心路历程，是一个反思的多维度场域。

　　乡村与城市之间永恒的差异性存在也成为贯穿本书始终的表现主题。李佩甫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乡村中的各色人等，形式上看类似多个人物的完整小传，人物的一生在乡村背景或城乡结合背景下被演绎和诠释。在李佩甫笔下，故事发生的场景无梁村曾是淳朴的编席之乡，乡间的人际关系大部分仍旧停留在中国传统乡村固有的类似于大家庭的融合状态，善与恶的价值观也多沿袭自传统的价值判断。在李佩甫笔下，乡村生活表面之后支撑日常运转的始终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强大的内在固有价值，传统的关于善恶的价值观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与选择，如老姑父在政治运动中对教师老杜的隐性保护，为了乡人更好的生活而对“我”一次次的纸条指示等等，老姑父虽然在运动中受着外界政治压力的制约，但是在深层次上，他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还是依从于传统乡村的淳朴善恶观念，一个善良、正直却也执拗的村干部形象跃然纸上。与乡村相对，大都市里人们的价值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游离与模糊。“我”在进城后，千方百计地试图摆脱农村背景，希望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乡村的真正城里人;骆驼在大都市里为了体面的生活，逐步变得贪婪、唯利是图，沉湎于声色犬马，并不惜诱使他人犯罪。骆驼也曾是善良的读书人，在步入大都市之后，价值观发生了急剧改变，并最终沉沦。

　　在这部小说里，城市与乡村两个社会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从乡村和小城镇走入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很多人，在光怪陆离中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理想与目标，表面上获得了一时“成功”，但最终依然为都市所抛弃。作为由农村走入大都市的“我”这个角色，值得仔细回味。虽然我想方设法试图摆脱农村印记，并试图做一个城里人，但是挥之不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记忆，乡村给了“我”多年的生命哺育，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我最原初的生命哲学。李佩甫喜欢把人喻为“植物”，植物的根都深深地扎在土壤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著，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再到后来的似乎是无目的的摸索。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

　　没有谁的理想更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关照，权力、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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