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所有人物形象

　　杨百顺

　　故事中的中心人物。杨百顺想上学却被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给阴了，所以有仇父情节。杨百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干过许多活计，开始跟他爹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就跟老杨闹翻了，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杨百顺被动而又随意地改写着人生，没有什么必须坚守的东西。杨百顺可以因现实的利益而改变信仰———本来就没有信仰。信主后，老詹把杨百顺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名字就变成了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只有最后的一改，有一些怀念少年时代的梦想的因素。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杨百顺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

　　巧玲

　　一个在坎坷中长大的苦难小女孩。巧玲的亲妈吴香香为了和妯娌斗气，“打巧玲给人看。”巧玲三岁生了个拉肚子的小病，爹妈不当回事。变成大病好不容易治好啦落下个胆小的毛病，她妈“嫌弃她是个夹尾巴狗不喜欢她”。后来有了一个疼她的后爹吴摩西，却在寻找跟人私奔的吴香香的路上把她弄丢了。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被三个人转手由河南转卖到山西，一路上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但是无论表现得如何懂事也摆脱不了被买卖的命运，当巧玲结婚后即使敢于出走也摆脱不了成为老曹老婆第二的命运。也正因此，巧玲才努力寻找自己命运的病根(延津、老尤)，巧玲深深地思念吴摩西，想象的新延津成了她心里的家。

　　牛爱国

　　事业稳定，却因妻子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乡另谋生路，身处异乡惹出麻烦又返乡避祸，妻子与人私奔后再次出走，颠来倒去总难如愿。

　　老汪

　　一个教书先生，讲解《论语》因得不到知音而落泪，一生都没有遇到“说得着”的人，他只能在荒野暴走以抒解心情。老汪原以为自己不喜欢淘气的小女儿灯盏，故她掉到水缸里淹死的时候老汪也没有特别伤心，直到数日后看到灯盏留在没有吃完的月饼上那个小小的牙印，他才异常伤心，对着淹死女儿的水缸放声痛哭。一生都没有从生活环境和生活际遇里找到知音的老汪，在他女儿死后，也就是说从血缘这种命定的亲近关系里寻找知音的路被堵死了，他才彻底灰了心，所以他只能离开，一直向西，远走他乡，而且后半辈子一直捏哭泣的小媳妇面人。

　　《一句顶一万句》赏析

　　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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