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背景

　　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在这时，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

　　2004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迟子建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2005年，迟子建开始在故乡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赏析

　　《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迟子建是一位将根深植于“自然”的“诗人”。东北边陲的自然风物赋予了她审美的灵性感知和思考深度，而富有神奇宗教色彩的萨满文化的濡染则使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遍布着“万物有灵论”的浪漫气息。故乡的自然风景成了她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支点和焦点。但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自然”实践着一种拒绝方式，即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的方式的拒绝，这种拒绝恰恰为自然构建起了可以与人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恢复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学中提倡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文学表征。因而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清晨”中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绝对是能与人类平等对话的灵物，迟子建笔下的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可以说，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生命意象与人的和谐共处，为迟子建的艺术世界的构筑，为安放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家园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自然有灵性地与人类同悲喜的动人景象比比皆是。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自然万物都是一个个自由自在的独立个体，被神性的光辉笼罩着，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她以“万物有灵论”观照大自然，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宇宙生命的整体关注，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也能在她富有诗意的叙述中被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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