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的创作背景

　　啼笑因缘成书于20年代末期，1930年3月至11月在先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一共三册)。《啼笑因缘》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读者的反响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鹿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小说的单行本曾再版多次，销量很大，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等多种文艺样式，其中仅戏曲就有几十种，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打了一年的官司，连章士钊也曾被聘为律师调解诉讼。严独鹤说，《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一时文坛上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张恨水也不无自亲地说：“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当22回原著发表之后，当时有一部分读者对悲剧结局感到不满，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作者则认为写小说“都有适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乱续”。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恨水终于撇弃之前的主张，又于1933年写了十回续书。因为续书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去路”的，势必另辟局面，这样全部32回书，就成了前后似续费续的两个不同格局。 1935年，啼笑因缘与续书以2册一套的方式由三友书社再次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此书曾多次重版。

　　《啼笑因缘》赏析

　　《啼笑因缘》描写的是主人公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位女子的恋爱纠葛，在这样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中，又穿插了封建军阀强占民女，武侠锄强扶弱的情节，故事曲折离奇，富有传奇色彩，体现了 “社会”、“言情”与“武侠”三位一体的艺术大融合。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他的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时，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啼笑因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民众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稍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

　　主人公樊家树，代表着具有“平民化”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出身贫寒的鼓姬沈凤喜，见义勇为的侠女关秀姑，都埔于平民阶层“才子佳人"向市民阶层的人物转化，使作品鲜明地表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无疑是合拍的。同时，张恨水已开始有了为文化较低的普通读者写作的朦胧意识，已经注意把笔力重心转移到描写平民阶层，细灭地表现社会生活中普通人之间的真情，而且作者将故事放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时代背景下，真实地揭饵了封建军阀的罪行，使作品贯注了一股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啼笑因缘》的几个主要人物中沈凤喜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在沈凤喜的人生命运沉浮中，樊家树和刘将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沈凤喜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沈凤喜的悲剧在于，樊家树和刘将军对她的爱与认同首先都建立在“姿色”的层面，“平民化的少爷”樊家树在初次遇到沈凤喜时，一下子就被她少女的青春魅力所吸引，“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淸秀一虽然十分寒索，自是有一种淸媚态度，可以引动肴的人。”少年学子樊家树虽是“平民化的少爷”，但毕竟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他和天桥鼓姬沈凤喜之间地位悬殊很大，沈凤喜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俘获樊家树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摒弃一切世俗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沈凤喜的靑春和美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的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都和谐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不说这份爱情具有致命的缺陷，即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抽掉了相互理解基础上使爱悄孕育产生的土壤，那种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爱必定是飘浮无根的空中楼阁，这是造成樊家树和沈凤喜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樊家树到北京来投考学校，随后在一所髙等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因此，他接受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观念。而沈凤喜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进过学堂，只“稍微认识几个字”，因此，她无法和樊家树在内在的精神层次上取得沟通。有论者曾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来分析樊沈之间爱情的实质，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铜臭钱。”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樊家树出钱供沈凤喜上学，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这样她的那份美丽和清纯就缺乏了相应的文化内涵，也就相应地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中国男人传统理想中的女子应该是才貌双全，既要美貌绝伦，又要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曲陚。这样，男人在才貌双全的女子身上，既能满足占有可餐秀色的欲望，又了却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心愿，在这一点上，樊家树也未能免俗，他认为沈凤喜“这女子实在可人意，只可惜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间总不免有点放荡的样子”“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因此，樊家树供沈凤喜上学，表面上看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为了满足他作为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总之，虽然不能排除樊家树身上具有急公好义、乐于助人、救危济难的高尚品格，但也要看到樊家树对沈凤喜的爱慕和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心理动机主要是建立在他对沈凤喜“姿色”的欣赏与占有基础上的。

　　封建军阀刘将军对沈凤喜的着迷和霸占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凤喜“姿色”的基础之上。他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时，“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凭空走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和樊家树一样，刘将军对沈凤喜几乎也是一见钟情、一见倾心，所不同的是，樊家树对沈凤喜“姿色”的追慕，套上了一层对少女清纯之美渴望的诗情画意，而刘将军对沈凤喜“姿色”的霸占，则完全撕破了那种温情脉脉的诗意面纱，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轻易地霸占了沈凤喜。他说：“有主儿要什么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当刘将军在各种软硬手段兼施之后，沈凤喜欣然地接过了刘将军的家私账目，从肉体到精神都被俘虏了。

　　虽然在樊家树和刘将军的眼里，沈凤喜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但他们都没有把沈凤喜当做独立的大写的“人”来看待，都没有尊重她作为女人应有的尊严和人格，这也是造成沈凤喜悲剧的原因。樊家树虽然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看不惯何丽娜奢侈、华贵、铺张的生活习气，而且认为她“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他也不欣赏关秀姑的老实淳朴，而只沉醉于沈凤喜清纯、淡雅的女性“姿色”。刘将军对沈凤喜的爱慕显得更赤裸裸、更生物化一些，那就是纯粹的占有。沈凤喜无论在他们哪个人的眼里都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人格、悄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天使般容貌的“物”或“工具”，这就注定了她无法逃避被男人占有、操纵和赏玩的命运。樊家树送沈凤喜上学，花钱帮沈家把旧屋打扮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凤喜买手表、两截式髙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樊家树所做的一切，确实有他对沈凤喜的感情，但是更深层的动机还是建立在他认为沈凤喜具有可以赏玩的价值上。因此，樊家树所有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使沈凤喜这个具有天使般容貌的“物”更加赏心悦目，而且他自始至终都珍爱着这个“物”，直到沈凤喜被军阀刘将军霸占之后，他还对她念念不忘。在刘将军的眼中，沈凤喜更是被当做“物”或“工具”来看的，由于羡沈凤喜的容貌之美，刘将军一开始还是比较怜惜沈凤喜这个让他中意的“物”的，他让沈凤喜锦衣玉食、由众多的仆役服侍，“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佣人”，其豪华、奢侈的程度是沈凤喜以前从来不敢也无法想象的。刘将军的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是为了让沈凤喜这个“物”最大限度地归顺自己，从而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某种“工具”。因此，当沈凤喜与樊家树的一次秘密约会被刘将军发现之后，刘将军认为沈凤喜对樊家树旧情难断，尚有留恋之意，就把她虐待而至于疯狂，作品到此也就完成了对沈凤喜这个悲剧形象的艺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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