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鸿渐为人正直，不献媚，不肯投靠权贵方鸿渐完全不同于“文博士”这类沾染了洋奴恶习的市侩小人，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做人的良心和尊严。

　　(一)对“爱情至高无上”的纯真态度苏文纨是国民党高级官僚政务院参事苏鸿业的女公子，又是法国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有才、有貌、又有权势。可是，方鸿渐却不买他的帐，在方鸿渐的眼里，苏小姐身为政务院参事的父亲，并非为苏小姐身家锦上添花，而是苏小姐的可爱中掺杂着渣滓。方鸿渐最鄙薄“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重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她不屑也不齿“没骨气地靠了裙带得意。”所以，他只认为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份。”但他认定他和她的情谊有限。方鸿渐这一思想反映在她的另一桩亲事上。他的岳父曾为他介绍花旗洋行买办张先生的女儿。他认为张先生是“俗物”——嘴里镶着金牙，喜欢中国话里夹着无谓的英文字，还喜欢把自己的收藏展示给别人看，显示自己多么的阔绰，对张先生的女儿信奉“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的“我你他”小姐很瞧不起。从这一侧面反映出方鸿渐追求“纯真的爱情”，不愿把自己的婚姻当作升官求职的砝码。

　　(二)不愿和“三闾”大学里的那些卑鄙小人同流合污方鸿渐为人正直，再看“三闾”大学的那些教授和副教授们，个个带着伪善的面具，但内心却龌龊无比。譬如说，作品中写的十分成功的假道学李梅亭的形象，就是如此。他不学无术，却靠私人关系当上了三闾大学的教授，他处处更板起一副假道学的的面孔：为了“严于男女之防”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导师要和学生同桌吃饭等等清规戒律，但背后他的一切作为又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两面派、伪君子，真可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其实，给本省督军府当过秘书，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一样”相信命运，并保留着“前清习气”的“老派名士”汪处厚的灵魂卑琐，以及那个拿着国民党行政院、外交部的虚假招牌，招摇撞骗，并惯于搬弄是非的陆子潇;以及巴儿狗式的向主人摇尾乞怜的副教授顾尔谦，江湖骗子韩子愈等等，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甚至连校长“老科学家”高松年在内，也不例外，他虽然老，但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证明着科学家并不老，”他很懂得“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所以实际上他把办大学看作是进身的一个阶梯，其灵魂一样卑琐。方鸿渐对他们坦白的瞧不起，又不懂得掩饰，只把它挂在脸上，惹得大家讨厌，加之自己又没有靠山，最后只落得个解聘的下场。

　　(三)他愤世嫉俗，不满国统区的黑暗现状他痛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绝不肯偷人家的钱袋。”对国民党官僚政客，他似乎“不共戴天，”他说：“王尔恺那样热衷做官的人”不会做诗，是“文理不通的无聊政客，”自己“不向他谋差事，没有恭维歪诗的义务。”又以为做官的人送礼给人，那礼物“不用说是旁人身上剥削下来的了。”他以自己在德国所见所闻，抨击三闾大学所作的导师有责任随时随地“向当局汇报学生思想”的规定，说：“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利害，这算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么?”赵辛楣离校去重庆时，留下一些书籍由他保管。不巧其中有一本《共产主义论》，方鸿渐因此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被解聘了。他回到上海，任职于华美新闻社。因为新闻社言论激烈，受到租界当局的警告，又由于敌伪企图收买报社，总编辑王先生愤而辞职。

　　方鸿渐不顾妻子孙柔嘉的反对也跟着辞职了，又不愿在他妻子的姑母在纱厂为他谋一工作。他当着妻子的面，直截了当地声称：即使是“讨饭也不要向他讨，她养了Bobby跟你孙柔嘉两条走狗还不够么?”理直气壮的表示“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他宁愿失业，饿肚子。在紧要关头，方鸿渐保持了一点民族气节，充分体现这个比较正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丧失起码的爱国心。不幸的是方鸿渐身上这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据。他处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和成了孤岛的上海。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他置身于“围城”之中，求生无门，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暗淡无光的前途。总之，方鸿渐有爱国心，比较正直，不肯投靠权贵，在紧要关头也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气节。但它缺乏生活理想，远离革命力量，身上带有许多明显的缺陷。他不满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可是往往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没有本事，而又喜欢卖弄聪明，经常弄巧成拙。他冲不出生活的“围城”，到处碰壁，可是有时却用精神胜利的办法来自自我陶醉。作者对他身上的种种缺陷进行无情的解剖，同时对他的悲剧命运也寄予一定的同情。作品通过这一可笑而又可悯的上层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格及其坎坷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让我们看到旧中国病态社会的某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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