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中涓生的性格特点是怎样的
涓生是一个力图与个人主义决裂的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所以，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醒了的，他的觉醒的表现是，第一，他理解到，“回忆以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其次，他理解到，“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接下去，他理解到，“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免得一同灭亡”。最后，他理解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这里，涓生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很明显的过程，即是:觉醒--战胜感情的自我--获得理性的自我--重新陷入麻木的自我。狭獈的阶级观念和社会意识使涓生不能看清子君踏上死途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的残酷和腐朽，在于个人奋斗的盲目和软弱，而终于认定，“真实”才是真正的“无爱的人间”，是致人死命的毒刀，他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便是涓生生命的归宿，一个从谎言世界里超脱出来，真实世界里苦闷徘徊了一阵之后，又终于在现实生活所给予的苦痛之中重新回到谎言世界里去的人，绝不是一个勇敢、坚定的探索者和革命者。自然，涓生的路，也只能是作者是最终所要否定的路。
然而，既然涓生是娜拉形象的异化，毫无疑问，无论是于家庭还是于社会，他都必然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究其悲剧性，一方面，表现在和子君的爱情的毁灭，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和个人主义决裂的不彻底。他爱子君，这是事实，但只在先前。先前，子君和涓生一样，都是醒了的人，醒了的人是不会与熟睡中的人为友的，所以他们彼此的相爱应该说是真诚的，直到他们一同私奔，到吉兆胡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他们的感情才逐渐起了变化。子君是个人主义的忠实的维护者，她的全部希望只在于操劳家务以维持现有的“安宁和幸福”;涓生是力图与个人主义决裂的人，他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因此，他不爱子君，也是事实，但只在以后。我们无须在这场爱情悲剧中发寻主要的责任人，凭空为他们爱情的天平加上道德的砝码。但我们必须承认，涓生和子君的分离，代表着反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思想在革命道路上的分离。
与个人主义决裂作为涓生的行动基点，这是他自始至终应该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涓生既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就不可能彻底摆脱固有的狭獈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但对于将来的路，却始终是一片模糊。在他的眼前，有“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里的偷儿……”有“蔚蓝的天，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朗的闹市，黑暗的夜……”有“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纷繁的世界充满诱惑，让他眼花缭乱，使他辨不清虚实真伪，辨不清前行的路，于是，他只能长久徘徊于苦闷和迷惘之中，最终毫无声息地走向堕落。
伤逝写作背景
小说以男主人公涓生为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小说描写的是在中国北京1920年代，青年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故事，青年涓生与子君有着文学和制度变革的共同话题。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们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当时的这类作品，大多致力于描写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斗争过程，并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结局。但鲁迅的《伤逝》却以悲剧收场，而且不是一般的恋爱悲剧，而是自由恋爱成功之后的婚恋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涓生和子君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办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破坏与迫害，也与他们本身的弱点——如软弱、自私、目光短浅和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等有关。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它启示人们：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
同时它也揭露了一个事实：爱情需要“物化”，他是基于基本的生活的，没有生活基础(在这里体现为社会基础)的爱情势必会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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