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什么会贬到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苏东坡是怎样的人

　　苏东坡，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而是主张稳健行事，凡事皆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出发，不去阿附迎合，不为“新法”或“旧制”所囿，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风光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伎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苏东坡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佞。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中能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他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的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这正是我们太多的读者喜欢他的缘故。近千年来人们不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与读者的快乐上。苏东坡的作品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掩没，甚至历久弥新，是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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