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就必须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说起。《不幸的她》作为张爱玲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张爱玲在小说中呈现女性意识的开端。
在这部小说中，“她”原来和她的“雍姐”一样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生命极为美丽，“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长大，“她二十一岁，她母亲已经衰老，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绔子弟!”
从此“她”开始走向漂泊，只能“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这篇于1932年发表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第12期上的仅一千四百多字的小说虽然还很稚嫩，但是足以让我们感觉到张爱玲女性一直的最初现。
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策略，简单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样的历程恰恰就是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
“她”在孩童年代拥有快乐和幸福，一旦迈入成年便开始成为牺牲品，要被母亲许聘给纨绔子弟。为了自由，为了“打破腐败的积习”，“她”离开了母亲，而离开母亲的结果便是没有了“奢华的生活”，只能漂泊。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爱玲对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
虽然这样的追求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腐败的积习”的基础上的，还仅仅是女性对婚姻自由的渴望，还没有深入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毕竟张爱玲在其小说中首次流露出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而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
如果说《不幸的她》还仅仅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的话，那么这样的起点自然是那么的不成熟。在《不幸的她》中，作者还仅仅把导致女性的悲剧性生命历程的原因归结于“腐败的积习”，归结于母亲由于衰老而变得“昏悖”。
这种对女性悲剧性命运根源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是可以克服和谅解的。并且，作者在这里只是把女性的悲剧性生命历程作为新生生命成长必然要遭受曲折、痛苦来对待，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外，“她”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幸的她》仅仅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不自觉的流露。
《不幸的她》描述的是女性的悲剧生命历程，《牛》是控诉男性强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凌辱，而《霸王别姬》则是女性对自身男性附庸地位的自省。从这三篇张爱玲的少作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
《不幸的她》中“她”还没有清晰的女性性别特征，“她”只是一个简单而又模糊的符号，小说对“她”的抒写充其量代表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偶露峥嵘。面对悲剧性的命运，“她”只能逃离，在漂泊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到了《牛》，禄兴娘子有了反抗男性强权的意识和勇气，开始向男性权威发出挑战，小说的女性意识由原来的模糊逐渐变得清晰。但是，禄兴娘子反抗的结果是当禄兴死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女性对男性强权的反抗因为女性依附男性的根深蒂固而宣告失败。再到《霸王姬》，女性对自我生命的关注视角由对男性权威的控诉和依附又转向了对女性自身存在形态的反思，女性开始感觉到由于依附男性所带来的女性自身话语甚至是价值的丧失，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女性在反思的基础上有了行动的抉择，即走向自我毁灭。
可以说，从女性的符号化到女性的被动性再到女性的主动选择，张爱玲在她的三篇少作中完成了女性意识的化，即由原来的不自觉逐渐转向自觉，由原来的从人的生存世界大背景来表现女性悲剧性命运转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发掘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并且上升为女性的自觉行动。
但是，女性用自我毁灭来证明自我存在的行为固然代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绝对显现，也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完全形成，但是生命毕竟是最可贵的，没有了生命人的一切都无从说起。
因此《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勇气也正好说明了女性的幼稚和脆弱，或者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孱弱。对于作家张爱玲来说，《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也仅仅体现了她的女性意识的兴起，却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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