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主题欣赏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情爱”、“性爱”并没有明显的区分。马尔克斯的书里很少出现“性”这个具体的字眼，他习惯使用的是“仰慕”、“爱”之类的抽象字眼。这种用法，让爱与性在他那里似乎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关系含混复杂。在马尔克斯看来，爱和性显然不应该截然分开。这符合现代人们对爱情的认识。也因此给马尔克斯书写爱情题材时所带来一种特别的味道，一种或许受到诱惑的感觉。
小说以阿里萨和费尔米娜之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爱情作为主线，不失时机地将其他多种爱情磨练成珠，穿缀于这条主线上。“野心勃勃”的马尔克斯恨不能将人世 间的种种爱情“一网打尽”。不少的爱情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不过，几乎是出现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被作者系上了“爱情”的红线。这里有阿莫乌尔的隐蔽的爱情，但却“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发的幸福”、有阿里萨父亲那石破天惊的宣言：“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有阿里萨许许多多的朝露之情、有乌尔比诺和林奇小姐之间羞涩而大胆的爱……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形态各异，“真挚火热”的情感内核却都是一样的。有评论家精辟地说：“它堪称是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教科书。”作家借此认真思考了情爱心理、性爱心理以及老年人心理。小说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爱情的多种可能性;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于：涉言不多，而“爱情”的诸般特色轻易皆呈。这得益于作家透视爱情及人性的犀利眼光——由于这种眼光，作家三言两语就切中了诸种爱情的“要害”。我们在《百年孤独》中已经领教了作家的这种本领，书中对雷蓓卡、梅梅、阿玛兰塔等人的爱情的描写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点：此种本领在描绘费尔米娜与阿里萨、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的爱情时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光阴里，阿里萨在数不清的女性肉体上寻找和迷失，尽管他在内心说“心房比婊子旅店里的房间更多”，但那些心房的墙壁可以轻易酥塌，于是那阔大的心房里装着的又只是“戴王冠的仙女”费尔米娜了。他固执地以为他最终能与她结合。可是，对阿里萨来说，那难以实现的爱情又并非牢笼，他的意志在爱情的苦海中自由戏耍，甚至没有顾及到可能沉没的危险。可敬的上帝制造了他的本能，却对他这种悬于本能之上的“爱情”无可奈何，甚至会感到受了威胁。
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之间又是另一类的爱情，它如溪水般平静、迟缓却偶有跌宕。相对费尔米娜与阿里萨的爱情，或许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的世俗的东西。但作家并没有对它加以否定;恰恰相反，老马尔克斯甚至把“幸福”这样的字眼用到了上面。在“爱情”与“婚姻”的叠合、交错中，作家认为“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马尔克斯还说过：“男女双方的结合，如同整个生活历程一样，是一件极其难以处理的事情，它必须从最初的时刻天天开始，而且必须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番石榴瓢香》，第25页)这是一种有收敛的爱情，要想让它细水长流，就必须做出相当的努力乃至学习。不过，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并没有把作家的谨慎告诫放在心上：两人的爱情虽被作家安排在这个模式下，但并没有进入自觉状态，远未达到作家所希望的那种境界。
显然，阿里萨、乌尔比诺所代表的是两种有很大差距的爱情;前者是激情的也毋宁说是带有幻想性质的;后者是理智的也毋宁说是带有世俗性质的。两者之间，并未见作家有多少倾斜。其实，这两种爱情恰恰是作家两个精神层面的体现——老马尔克斯既充满激情与活力(文学家之个性)，又有一颗世俗的平常心(人之共性)。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琐屑与高尚、变幻与永恒、平淡与传奇、肉欲与灵欲、理智与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人难以给“爱情”以明确定义以及种类之划分，这是爱情的魅力，恰也是小说的伟大之处。
小说末篇阿里萨和费尔米娜则以爱情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形式。面对死亡，生命的现在性才呈现出来;面对死亡，生命的杂质荡然无存，爱变得更加浓醇;面对死亡，世俗的观念不再能局限那纯净的、永恒的爱情： 实现爱情也就是对生命的执着。老年的阿里萨与费尔米娜的爱是纯净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远离了性的诱惑，而是由于他们越过了道德的、世俗的偏见而直接与自己的生命对话。马尔克斯细致地描写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用瘦骨嶙峋的老人的手在黑暗中相互触摸，他们的吻散发着老人特有的酸味。与许多描写老人的相互理解与扶持的小说不一样，《霍乱时期的爱情》直接地描写了他们的如同新婚的年轻人一样的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做爱。它不是理解，不是同情，不是相互扶持，而是一种生命的无可替代的交流。对于费尔米娜来说，回到旧生活才意味着死亡，和阿里萨一起在河上永远向前航行才是对死亡的超越和对生命、爱情的肯定。
小说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海城市的世俗风貌——危及哥伦比亚的三大灾难：战争、霍乱、人为的破坏。时间跨度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人们如无垠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这种社会孤独感的根源在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社会孤独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与生存方式可以联系的表层心理感受，主要由外在环境直接引起。如与亲人分离后的重聚，相思恋人的结合等等。随着外界环境的好转，这种社会孤独感就会随之烟消云散。另一种是与生存意识相结合的深层内心体验。它长久地居于人们的心理深处，所处环境的改变也不能轻易地消除这种孤独感。即便是在车水马龙中或在蜜月旅行中或是天伦之乐中这种孤独感都丝毫不会散去。二者互为表里，有联系也有区别。社会孤独感虽然是人的一种心理体验，但这种体验绝不是始终不变的。
马尔克斯笔下的不幸爱情与死亡均源于生存意识的社会孤独感。导致人的社会孤独感的重要原因是爱情在现实中的受约性和不完美性。爱情虽然是人的属性之一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能顺利地实现爱情的愿望。爱情不仅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到交往者自身条件的制约。贫穷的阿里萨被费尔米娜势利的父亲拒绝后，产生的心理创伤演变成一种社会孤独感。在社会孤独感的冲击下，柔弱的阿里萨面对费尔米娜的父亲拿死亡来威胁他时居然说出惊人的誓言：“没有比为爱情而死更光荣的事情了。”
由社会孤独感衍生的强烈自我意识引领阿里萨积累财产，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等待重回费尔米娜身边的机会。社会孤独感与自我意识是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弱化使得社会孤独感加重，自我意识强化使得社会孤独感瓦解。如果乌尔比诺医生的死亡的揭示的是失落的自我，那么阿里萨和费尔米娜的爱情则昭示着找回了的自我。社会孤独感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心态变化，展示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隔阂。不仅如此，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孤独感折射出人类心灵的痛苦。马尔克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孤独感透露的信息是： 并非对社会绝望，对人生悲观，将人生看做是奔向死亡的过程，而是体现了对生命浓烈的爱。
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说：年老的人拥有死亡，年轻的人拥有爱情，爱情可以拥有很多次，死亡却只有一次。这句饱含着淡淡忧伤的话语深深影响着马尔克斯的思考：“我想，岁月的流逝已使我意识到，感情和情趣，即内心的活动，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要是年轻几岁，就写不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终身的经历。它蕴藏着许许多多的体验，有我自己的，也有他人的。尤其是，里面有我以前所没有的观点。”事实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爱情主题包孕了爱情、死亡、青春、生命、时间等关乎人类存在的形而上问题。在小说的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尔米娜·达萨，此举有类似“镜中镜”的效果：表面上这并不是一封情书，而是他基于对男女关系的理想与体验而衍生的思考;对她而言，则是关于生命、爱情、衰老与死亡的自我观照。而且，在文化层面上，不同于《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让落后、封闭、孤独的马孔多随风吹去，他对拉丁美洲寄予生的希望，《霍乱时期的爱情》鼓励正在面临着困苦、濒临幻灭的拉丁美洲能够珍惜当下，获得重生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霍乱时期的爱情》反倒比《族长的没落》更像是《百年孤独》的续集，它提出了爱情能够给孤独带来慰藉这一秘诀。由此可见，《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写作己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爱情主题。
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品评价
如若没有在这条河上的航行，就没有爱情可言：这样航行的最好产物就是那些把我们破损不堪的灵魂归还给我们的作品，而这其中不可置疑地包括这部炫目且令人心碎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
这部多姿多彩、时间跨度为五十年的悲欢离合的巨著，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爱情的方式、表现、手段、痛苦、愉快、折磨和幸福。它堪称是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大全。——哥伦比亚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卡瓦耶罗
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小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纽约时报》
一部华丽炫目的作品，写尽了爱情、死亡、回忆的主题。——《华盛顿邮报》
一个力量无穷的爱情故事，一部永恒的杰作。——《新闻周刊》
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超乎时间之外的故事，他是本世纪最有魅力的作家。——《芝加哥太阳时报》
一部在写作上烂熟的小说，永远暗含丰富的哲理，充满人性的光辉。——《出版家周刊》
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爱情写成了一种救世恩典，一种使生命具有意义的伟大力量。——《明镜周刊》
爱情战胜了死亡，作者将对女性世界的认识融入到字里行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我们便会梦想着都要去的世界。——《星期周刊》(哥伦比亚)
《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尽了生命的尊严与哀伤，呈现出一片人世的奇迹。——《朝日新闻》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著名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了爱情中的执著、忠诚与命运。——《ABC》(西班牙)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马尔克斯发掘出一条新的道路，一条漫长的永恒爱情的通道。——《快报》(法国)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最好的小说，这场关于男女间各式爱情令人万般感喟。——《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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