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作者大仲马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以主人公唐泰斯被人陷害入狱直至最后的复仇为整部作品创作的主要线索，整部作品的时间也是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这两大时期，以人物曲折命运的设计来侧面的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814年，拿破仑帝国被反法联盟所击败，波旁王朝复辟，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从实质上来看，虽说拿破仑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当时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但是他的政治体制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了，所以波旁王朝的复辟必然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于反抗，由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拿破仑归来的反复辟势力与封建的复辟势力所构成的强烈的社会矛盾。从《基督山伯爵》中时常可以看到反复辟的思想线索，唐泰斯被陷害在狱中的14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对当时复辟王朝黑暗统治的写照。

　　1842年大仲马在地中海游历时，对基督山岛产生了兴趣，打算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他在1838年出版的《关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复仇的金刚钻》的故事，其内容是巴黎一个制鞋工人将要结婚时，被一个嫉妒他的朋友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的照顾，并在教士死后获得了一个秘密宝藏，然后他化装回到巴黎复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大仲马仔细研究了这份资料，与人一起制订了写作计划，于1844年8月28日开始在法国巴黎的《议论报》上连载，到1846年1月25日结束，共136期。

　　《基督山伯爵》作品赏析

　　《基督山伯爵》与当时另一通俗小说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不同，它更接近于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的观点。在大仲马笔下，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大仲马和他的读者所生活的时代，被写成颠倒了价值的时代。唐泰斯被无辜地投入紫杉堡的黑牢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相当于复辟王朝统治的年限，象征了复辟王朝暗无天日的统治。在大仲马笔下，七月王朝的黑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占据着法律、军队、政治、财政的关键位置的人，即维尔福、弗尔南(莫尔赛夫)、唐格拉斯，他们戴着假面具，道貌岸然，双手沾满了罪恶才爬上拥有权力的位置。最罪大恶极的维尔福却正好代表着社会的最高价值：法律。这个人物是浪漫派对当时社会最阴险恶毒的形象刻画之一，表现了大革命及随后的社会动荡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正义荡然无存。尽管大仲马是共和党人，但在《基督山伯爵》中，却没有什么让人相信社会进步和正义是治疗滥用权力和价值颠倒的良药。

　　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下层人物也不见得更好：卡德鲁斯和他的妻子，以及贝内德托，都是像维尔福和唐格拉斯那样的罪犯。从思想上说，大仲马正是在这里与《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有梦想的性质。基督山伯爵，这个无所不能的人，代替上帝惩恶扬善，在人间重建秩序与正义。但大仲马并没有将这个超人写成能够解决当时社会黑暗的救世主，这是大仲马与欧仁·苏的又一个重大区别。基督山伯爵不像《巴黎的秘密》中的鲁道夫公爵那样，是一个博爱者，他没有披上华丽的外衣，他的身份不断变换，除了他的仇人最后知道他的身份，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他像以往骑士文学中的英雄，经历了大灾大难，死里逃生，大落又大起。他在小说开头从浪漫派梦想中的东方归来，最后又回到东方去，将这个社会弃之不顾，让人们处在等待和希冀中。他像雷电一样落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像《旧约》中的耶和华一样实施报复，然后扬长而去。

　　在小说中，大仲马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政治倾向。唐泰斯不自觉地成为忠于拿破仑事业的牺牲品，但他却没有为此而后悔;小说中的好人几乎都站在第一帝国一边，如摩雷尔船长、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维尔福的父亲努瓦蒂埃。唐泰斯站在受土耳其人奴役的希腊人一边。站在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人一边。恶人则总是为波旁王室效劳，或者为资产阶级的暴虐效劳。小说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基督山伯爵只能被看成是对社会黑暗发出抗议的一种力量，他既表明了一种理想，又表明了金钱腐蚀人心的力量。他用知识、矫健的身体、精湛的剑术与枪法、疾恶如仇的精神力量，还有金钱去驾驭这个使人变坏的社会。同时他又具有优异的品质，凌驾于社会之上。这虽然使他显得像神灵一样。但这种神话般的模式却能突出和反映社会的矛盾、人们的失望和从矛盾中产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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