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泽尔仍然对尼摩所酿成的那场海难惶惑不安;作家不得不一再坚持，好让他接受小说的这个高潮。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便带有这样的痕迹;虽然他“绝对地被抛到月球中去”，他“不愿意从月球上下来”，但这部小说“将在五月底全部完成。”这位小说家再次重复他的理由： 请您别忘了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意见。假使尼摩是个波兰人，他的妻子死于俄国皮鞭之下，他的儿子全都在西伯利亚殒命，而这位波兰人遇着一艘俄国船并有可能将它摧毁，那么，每一个人都会赞同他的这种报复 的。倘若您就是这个波兰人，您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是我，我也会像您那样。您一定会说，这是一种确实而坦率的情况，并且无需 作出解释。当然，虽然没什么特殊理由，我们还是让这种情况适应《教育与娱乐杂志》好了。

　　赫泽尔的确需要谨慎对待他的顾客;毫无疑问，他俩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儒勒·凡尔纳的热情使他感到担忧，因此他要千方百计地让他冷静下来。在一封大概写于1868年的信中，作者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最妙的是，让尼摩跟整个社会作斗争;这是一种美妙的情景，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缺少进行这样一种斗争的动机。退而欢之，必须描写一个被放逐者反对放逐的斗争，一个波兰人反对俄国的斗争。这是很明确的。但我们因为纯粹的商业原因而把这种斗争放弃了。只剩下尼摩对一个虚幻的、跟他一样神秘莫测的敌人作斗争，这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从而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意义。

　　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必须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

　　他将尼摩写成一个高大形象，使他成为反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暴政的象征。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船长虽然性情粗暴，有时甚至残酷，但他具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他只是出于对被压迫者的过分的爱，才对压迫者产生仇恨的感情。

　　一张女人的面孔闪过一下;阿龙纳斯意外地发现尼摩正在凝视他妻子的肖像;她死于压迫者的皮鞭下，但没点明这些压迫者是谁。

　　尼摩凝视肖像的这个细节不是无缘无故地加插进去的。很显然，这正是作者自己所产生的幻觉。他在从克罗托瓦写给仍迟疑不决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作了说明：

　　我看得出来，您在幻想一个跟我想像的人物截然不同的老好人。这就难办了，要写我感受不到的东西，我实在无能为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我的眼里，尼摩船长并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样。对于下面主要的两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在尼摩船长作完那次惊人的举动之后，为使书中人物更臻合理，要改变这位船长使我产生的恐怖;第二，在那艘双层甲板战舰沉没之后，要加快情节的发展。

　　这两点我将照办，至于其他，我只需说明一下这位船长因受到挑衅而采取这种可怕行动的理由就行了。尼摩并没迎上前去摧毁这艘战舰。他没主动攻击。他只是对攻击作出回答。但不管您信上怎么说，我决不会同意一个人只是为杀人而杀人。他是个仁慈的人物，他的情感 只是在他遇着他所处的特定环境时才起作用。他和他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足以解释清楚他对人类所产生的仇恨，而且读者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更何况，整部作品的利益不在这里。

　　您对我说过，取消农奴制是当代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这我同意。但我认为，这是毫不相干的事，约翰·布朗事件以其明确的形式使我感到高兴，但就我看来，这个事件削弱了船长的形象。关于他的国籍、他的身世以及将他投入这种荒诞的生存之中的原因等等，必须保持暧昧态度。此外，亚拉巴马事件或虚构的亚拉巴马事件都难以接受和无法解释，倘若尼摩要对拥护农奴制的人进行报复，他只需到格兰特指挥的军队服役，这样，一切便都说明清楚了。

　　我要谈谈您来信中的一个部分。您说第二卷跟第一卷大不相同，主要是这个人在第二卷中更为激烈。我从中看出，您肯定把第一卷的内容忘记得差不多了，因为我确信，我是按照自然渐强规律去构思的。这部作品流露出一些仁慈的情感，尤其是在第二卷;只是由于事物 本身的力量，才使我们这位英雄变成一个阴郁的裁判执 行人。

　　……您所讨厌的肯定是最后的那几页。关于对阿龙纳斯所产生的影响，您说得有道理，我将作些改动，但对 于尼摩船长，这是另一码事，如果您以另一种方式对他作出解释，那您给我改一改好了，但我对此不能表示承认。

　　您非常清楚，倘若要将他改造成一个老好人——我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跟他生活了整整两年，无法以另外的方式去看待他——那么，要留在巴黎就不是1天，而是1个月。

　　由各国政府引起的困难有时倒有好处，因为，要不是这些困难，尼摩甚至还没那么充实。诺第留斯号的船长不是一个被他的祖国的当局追捕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反抗压迫民族的不义和暴虐的典型人物。

　　当然，他是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但这是从他要求自主权这种意义上说的。这种自主权除高尚品德所要求的界眼外没有别的界限。他是个相当令人担忧的人物，因为他要将他的暴力强加于人，有时甚至强加给反叛者，而且常常摇摆于爱与恨、怜悯与复价之间。他并没采取布朗基“既无上帝，亦无主子”的公式;他具有这样一种情感，认为必须完成上帝赋予他的某项使命。他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上帝制造的种种恐怖事件又常常折磨着他，因此他喊道：“全能的上帝，够了!够了!”世界已成定局，人类在主宰着它、压抑着它的各种问题中挣扎。至于主子，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认为只需服从他自己，也就是说，服从他的所有道德准则、甚至偏见;出于事物本身的力量，他对他的乘员不就是主子吗?他船上的人不是盲目地(尽管这是出于好意)服从他吗?

　　如同所有的船长那样，他是船上的主子，他那得到承认的权威是不受怀疑的。

　　况且，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导致他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在以一个主子代替另一个主子的同时，企图建立一种新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明确，但它终究是以暴力强加给需要的。

　　尼摩是个永恒人物、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代表人类;他的冒险活动正是人类为寻求重要的带普遍性问题的答案而进行的冒险，而决非一个人为寻求解决微不足道的个人问题而进行的冒险。

　　非常奇怪，他形象地预示了被对社会约束的反抗缠住了的当今人类。

　　这种无力的反抗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乃至人的本身的蔑视;谁要是保留这样一种情感，他就只能龟缩在孤寂之中。他在孤寂中能获得安宁吗?采取这种“绝对景况”的尼摩似乎并没作到这一点，他在《神秘岛》一书中公开承认“寂寞、孤独，这是可悲的事情，人的能力实在难以忍受……我的死正是因为我相信人们能够独自生活……”

　　有人曾经这样琢磨过，儒勒·凡尔纳究竟是根据哪一个模特儿想象出尼摩船长来的呢?我们从他写给赫泽尔、现存国立图书馆的一封信中得知，夏拉斯可能就是这个模特儿，但作家只是事后才想到这一点。从外貌上看，尼摩就是夏拉斯;从内心上看，这两个典型人物十分相像;两人都很刚毅，有时甚至激烈。两人都是爱国者，都具有先进的思想，热爱自由，反抗各种不义行为。

　　夏拉斯上校1810年生于法尔斯堡;1848年，他是制宪会议的议员和作战部长。这位毫不受协的阿尔萨斯人在1852年被王子总统的政府放逐。他豪迈、傲慢、不愿意钻停战的空子，宣称说，他要等自由胜利后才返回法国。他死于1852年初。他死不改悔，曾要求将他埋葬在巴塞尔，说只要拿破仑三世还统治着法国，就别让他的尸骸歇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因此，夏拉斯和尼摩的性格具有某种相似性。诚然，他俩之间存在某些显著的区别，但如果夏拉斯处于尼摩那样的境地，他也会采取尼摩那样的行为。况且，我们并不怀疑，诺第留斯号船长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因为作者一直跟他融为一体。

　　《神秘岛》第二十九章中介绍的尼摩船长的身世：

　　鹦鹉螺号的船长讲述他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印度王子，因领导抗英斗争，英国人把他全家都杀害了。尼摩船长说明了他对英帝国的仇恨，并试图为自己辩护道：“无论在哪里，我都尽力做我能做的好事，同时也干我该干的‘坏事’。要知道，正义并不等于宽恕! ”

　　夏尔-诺埃尔·马丁具有远见卓识，他指出：“各自独立的3部小说仅仅因为能在《神秘岛》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结尾才得以相互联系起来。”与其说这是科学幻想故事，毋宁说这是“异常完美的科学家画像”。尼摩是个文学家，但他通晓“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他掌握了“这些科学给予人类的全部力量。这位单独行动的学者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使他蔑视比他卑下的人类，自那以后，他甚至企图主宰人类”。尼摩一直爱着这个人类。他要反对的不是整个人类，而是那些奴役他的人。他只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剥夺人民独立的宿敌所进行的搏斗中，才使用他的威力——他那研究家的幻想所产生的成果。

　　尼摩船长的死亡，在手稿上曾反复作过修改;随后在校样上又作了另外一些修改才最后定稿。

　　尼摩在《海底两万里》中是个隐姓埋名的叛逆者，最初大概是个反对沙俄的波兰人;在《神秘岛》中，作者在他临终时让他变成一个反对英国人的达卡王子;这无非是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作的一种事后解释。

　　尼摩始终是一个反对人类非正义行为的叛逆者的形象，他临终前说的“先生(此处指史密斯)，我没有名字。”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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