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的创作背景介绍

　　挪威长期受到外国的奴役和控制。从14世纪到19世纪初，挪威一直是丹麦的附属国，经历了400年的黑暗;1814年，摆脱丹麦统治后，又被迫跟瑞典合并，直到1905年才宣告独立。挪威国家地处欧洲边陲，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加之自然条件较差，遍布冰川和山谷，因而经济发展比较迟缓，资本主义出现较晚。另一方面，挪威从来没有农奴制度，农民一直有人身的自由权。几百年来，构成了挪威社会主体力量的是自然状态的小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受封建的压迫和大工业的冲击较少，眼界虽然狭小，但“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和独立的精神”。挪威社会的这种历史和阶级状况，为易卜生的资产阶级个性反抗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易卜生的创作生涯，是在1848年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影响下开始的。作者经历了家庭破产，同时他在药店学徒受人歧视。作者表示：当时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他跟那个小社会，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他为营救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参加过请愿游行，协助社会主义者，做过革命宣传工作，从而使其创作，一开始就同民主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前者激发了他写《玩偶之家》这个剧本的热情，如1889年，他给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所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随后，他们发动的强大女权运动，给易卜生以巨大的鼓舞，更促使他以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妇女解放运动。

　　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决定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独立的精神”，“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易卜生诞生、成长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真正的人”。即使作者后来侨居西欧，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真正的人”的美好回忆。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另一方面，又塑造具有人的尊严、道德、情感和期盼以及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玩偶之家》戏剧，是根据作者的朋友劳拉的一段真实遭遇写出来的。

　　《玩偶之家》的赏析

　　《玩偶之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随着该戏剧剧情的发展，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娜拉这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结尾，其悲剧原因也异常复杂。

　　1、首要原因是父权文化的制衡：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首先体现在父权制文化束缚之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会核心，家庭和社会生活都要以男人为中心展开，在‘男人说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女性们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亲与丈夫，都剥夺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她只能选择忍耐。早在娜拉与父亲生活时，她就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亲。 

　　2、直接原因是男性律法背景：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中，通过一对资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悲剧，对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明确地提出妇女不应是男人的玩物，不应像客厅中的花瓶供人欣赏，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在19世纪的欧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例如：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已婚妇女向银行借贷需经丈夫同意等。”上述现实足以让娜拉一直处于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地位，直到娜拉悲剧结局的发生。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表面上看他们组建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其实这些都只是假象，海尔茂从来没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员，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阻止。娜拉为了救丈夫而冒险触犯法律，使海尔茂获救。然而这样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得到认同。

　　3、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政治方面，海尔茂更是资产阶级不平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娜拉在家庭中处于受“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地位，她只能听从海尔茂的观点而不能反驳。海尔茂拒绝让柯洛克斯太继续在银行中的任职，娜拉只说他“你这种看法心眼儿太小”这句话，他竟然大发雷霆：“小心眼儿，好。咱们索性把这件事一刀两段。”在海尔茂的观念中，女性与社会毫无关联，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在海尔茂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却不可以拥有任何权利。由此便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方面，追求金钱和地位，是海尔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作为资产阶级庸人，海尔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样子，从表面看，他“守法”、“规矩”。但是，他的“守法”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目的。他最终爬上银行经理的地位，决窍就在这里。因此他不能容忍作为妻子的娜拉伪造签名贷款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名誉，导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钱和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尔茂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有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根本谈不上感情、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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