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这一人物形象可谓几乎被贴上了“官僚机器”的标签。其实不然，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具有的复杂性特征同样也体现于“卡列宁”这一人物中。在这里，笔者将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浅谈我对于这一人物多棱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一. 溯源卡列宁形象整体性塑造

　　根据《俱舍论》中的“六因”中的“前三因”——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现实中每个鲜活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成为当下的自己，都是之前自己的一系列总和，但并非简单相加，每个内因与外因都是构建起一个完整人物的要素，是循序且不可逆的;由第一因“能作因”来看，对于卡列宁，对他没有直接干扰且作用最为广泛的成长因素莫过于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本土传统文化的群体主义与顺从意识。作为孤儿的卡列宁靠自己的努力和叔父的帮助一步步成为处于上流社会的宫廷大臣，其文化与主观因素赋予它“有着显赫事业的男人”之身份，“事情是这样的：作为国家要员，阿列克赛·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特点，他所独具的性格特征(每个高升的官员都有)，与他执著的功名心、矜持镇静、廉洁诚实，高傲自信一起使他飞黄腾达的，是轻视官样文章，减少信函，尽可能面对活生生的事件，节俭。”

　　互为因果的“俱有因”完成卡列宁从俄国本土子民，到上流社会宫廷大臣的身份转变，这看似极为普遍，但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间填充着卡列宁对他所孜孜追求的功名，地位，物质生活来之不易的珍视和理解与对上流社会不可触其底线的规则的熟稔，以及他处理事情时的极其理智与冷静，所以他处处维护自己及家庭的荣誉与体面以及面对安娜出轨消息时的理智冷漠，这看似冷血自私，实则有卡列宁较安娜理性且谨慎的表现。在十九世纪前期，俄国社会转型期间，西方文化“是以理性为中心的，尊重人的独立、尊严、权利、价值和自由，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文化是以宗教为中心的，重视群体主义、强调人的合作与友爱，主张顺从，认为这些才是拯救人类的法宝，在这种大同的人际关系中潜藏着对人的个性、价值、尊严、自由的忽视乃至否定。”

　　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个人主义文化的突起与传统的碰撞必然会带来当下社会中个体的觉醒与血液中流淌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心理，安娜是让爱情之渴望因素催发个人主義的一颗勇敢的种子，也许是带有先锋性质的一次从家庭关系方面的突击，而她的丈夫与她受的是同一种俄罗斯本土文化，经历着同样的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冲突，但是安娜如饥似渴追求爱情的方式却是社会转型期间极为致命，笔者认为安娜先嗅闻到这种气息并无畏采取行动与她的上流社会贵妇人的身份有着密切联系，她们不用在官场中为自己或为家庭追名逐利，不用担心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问题，自然而然是寄生于丈夫的，安娜的吃穿住行全是卡列宁的财产所支，养尊处优，自然会对轻视物质生活的经营，更加看重人际关系及情感生活。在这一方面，安娜的觉醒受制于深刻的历史局限性贵族制度，地主土地所有制。仅是爱情的自主意识的萌发却没有经济独立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安娜的行为在当时和在卡列宁看来是自我走向毁灭的必然。由此观之，安娜的思想与行动可以反映出卡列宁的清醒与理智。以上反映了“同类因”的分析，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是有一个线性的先后顺序，卡列宁较于安娜处于被动的状态，但他对当前整个社会现实与个体的处境有着保守冷静的分析，以至于他想对安娜做出一次尝试性的“救赎”。

　　二、分析卡列宁对安娜的“救赎”

　　卡列宁并非像是一块无孔不入的坚硬石头，在冷酷的外表下有其难以言说并极力掩藏的软肋。在安娜事件被揭示出来之前，安娜是卡列宁最亲近的人之一，因而安娜也对卡列宁的慈悲与宽恕之心有着一定的认识把握，在他接到安娜的求救电报，以及安娜在病中处于糊涂与疯癫状态时对于卡列宁品质的笃信并向之寻求解脱与原谅，卡列宁在安娜害产褥热时饶恕了安娜与伏伦斯基，可见当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真正充满对自我的忏悔与回归群体文化的时刻，而卡列宁“像小孩子一样呜咽起来”。但当安娜恢复后对卡列宁产生一种生理反感“为了他的宽大，我恨他……”在安娜的思想中只是萌发的个人主义文化与作为根基的群体主义文化矛盾着，就看哪个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了，导致她对卡列宁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安娜是不信仰上帝与宗教的，而卡列宁的处事原则与生活信仰有其基督徒的身份作为前提的。

　　当卡列宁被安娜的背叛后，他认为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后来升华为：他放弃了和安娜“离婚”与和伏伦斯基“决斗”的报复方式，并选择饶恕这两个人。一方面是卡列宁性格中懦弱的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他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原则指导着他的行动，而这正是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在这一人物身上的体现。“托尔斯泰作为十九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社会的精神领袖，焦灼地关注着俄罗斯民族的出路问题，探索带领俄罗斯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在否定了一切暴力手段后，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基督之爱才是拯救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贵族与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只泥潭的唯一出路。他把基督之爱归结为三条：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对此，我们可以认为托尔斯泰在贵族卡列宁人物形象中诉诸的信仰力量外化。由此，卡列宁展开了他对安娜的“救赎”。他希望在自己的饶恕与怜悯中，安娜可以回心转意，并帮助挽回她的名誉，卡列宁仿佛现在已经预料到安娜最后的毁灭结局，他只是想用这种看似自私的方式尽力挽回安娜的生命，但他还是会感到“无能为力”，“他预先知道别人会反对他，不容许他去做现在他觉得很自然的、很好的事，而让他去做坏的、但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状况对他无论多么自然，却不会使他一直这样下去。他感到除了引导着他心灵的上帝的精神力量外，还有一种指引他生活的同样甚或更加权威的粗野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会给他所希冀的谦和的平静。这种“粗野的力量”是上流社会虚伪的自我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维护，是不允许打破的“共识规则”。

　　卡列宁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并遭受了践踏“共识规则”的事情，他单枪匹马，尽管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爱的力量的引导，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抗上流社会集团的骇人舆论，无法或是不敢搅乱集体利益的秩序与揭起其虚伪道德的面具，卡列宁最终回归“同化的那个群体”中，冷漠否定让他不幸的一切，因而“尝试性救赎”失败。卡列宁在安娜事件发生后的反应与行动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本来拥有个体觉醒与救赎意识的卡列宁先已被这个虚伪腐化的上流贵族社会“杀掉”了，卡列宁的受害者身份虽然表面上来自安娜的背叛，但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三、挖掘卡列宁的精神世界

　　卡列宁除了在工作与事业方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他与安娜结合的婚姻的忠贞外，他同时是一个“在自己圈子中出类拔萃”的、唯一可以与安娜进行“有深度交流”的知识分子。卡列宁善于从知识中不断丰富与提升自己，在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卡列宁自然会践行托尔斯泰所主张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对妻子充满信任，即使在发现妻子有感情问题时也尽力去和安娜平等地交流沟通，但是此时的他已无法走进安娜的内心，他尊敬自己的妻子但是又拙于处理微妙家庭关系，他的思维方式不得不承认已经被官场“体制化”了，卡列宁戴着宫廷大臣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它保证了人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處，实现个人目的。但人格面具过分发展则会压抑人的真实人格与天性，甚至丧失自我。”[4]卡列宁虽然习惯于长时间戴着这副“人格面具”，他内心的敏感程度早已将他与精神麻木的官僚机器区分开，他并没有丧失自我——他对谢辽沙严格而认真的教育，与安娜倾吐每一天的事情。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对自己说，‘她(安娜)的感情问题等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不关我的事……’”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还是“构思好了马上要对妻子讲的一切”。这所有都建立在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崇高精神信仰的基础上，他尊重妻子与儿子的在社交界、日常生活方面选择，苦心经营着由自己、安娜与谢辽沙相融合的家庭。他尽管在事业上蒸蒸日上，却不以此作为灵魂中幸福的最终归宿，他回到家里才是最自然最放松的卡列宁，是一位疼爱妻子的丈夫，一位善于循循善诱的父亲，可以说，在一个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男人身上，卡列宁珍重他的每一个身份，只是在这三个身份转化的灵活度上有所欠缺。卡列宁明白并清醒的意识到当下生活的虚伪性，却还要依靠虚伪性而生存，他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比安娜体会得还要深刻。面对生活的虚伪，他感到恐惧。他在官场上无论怎样呼风唤雨、得心应手，但面对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卡列宁是如此的单纯且脆弱，像一个孩子。

　　四、总结

　　托尔斯泰对于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人不是一片湖泊，而是一道河流，而且是草原上的河流，有的地方干涸无水。因此，这道河流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泥淖，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湍急，有个地方平缓;但总是这道河流。”[5]对于卡列宁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应多层次而多角度地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将人物的立体与鲜活性特征体味还原出来，之后对这个人物有着基本全面的把握，感受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价值。对此，我从以上三个方面——从卡列宁自身成长内因与外界文化环境对其的影响出发，再到他的软弱性、宗教信仰与时代社会局限共同作用下的“救赎”之失败，到最后他的多重文化身份(观点引自赵光慧同上)与精神情感世界的丰富性来浅析“卡列宁并非为一个官僚机器”这一观点，以此来以这种视角来体会托尔斯泰以及其他不同风格作家所塑造人物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对整部叙事文学作品加深理解，感受叙事文学作品中鲜活生动的世界与其传达的对于人性之复杂的认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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