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　共四十四章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译】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政治清明，领薪水;政治不清明，领薪水，这就是耻辱。”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没有了，可以是‘仁’吧?”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若说是‘仁’，那我不知道。”

　　【注】《集释》《集解》马(融)曰：克，好胜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贪欲也。阮元《论仁篇》：此但能无损于人，不能有益于人，未能立人达人，所以孔子不许为仁。《反身录》：昔罗近溪先生见颜山农，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动心。颜不许，曰：是制欲，非体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体仁?颜曰：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

　　【记】这章应分两节。第一节为今日犹然的“不倒翁”或“政治娼妓”写照：左右逢源，看风使舵，永远居高官、食厚禄，真可谓恬不知耻者矣，又何其多也。第二节仍然是将“仁”与任何其他的美德、善行区别开来，显示了“仁”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情感方面，不只是克制、化解消极面而已。

　　14.2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译】孔子说：“知识分子留恋安逸的生活，那也就不配是知识分子了。”

　　【注】《集释》《反身录》：士若在身心上打点，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区区耽怀于居处。一有系恋，则心为所累。

　　【记】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虽出自武夫之口)等等，亦即萨特(Sartre)所谓知识分子非仅有知识之谓，前面已说。这即是儒家的宗教性道德，而在当时却是社会性道德。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译】孔子说：“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谨慎。”

　　【注】《集释》《广雅》：危，正也。汪烜《四书诠义》：言孙非畏祸也，贾祸而无益，则君子不为矣。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亦时中之道也。《论语稽》：邦无道，则当留有用之身匡济时变，故举动虽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谈以招祸也。

　　【记】这也就是“处乱世保身全生”意，与道家相同。可见孔子虽然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却不认为在任何时地都必须赤膊上阵，蛮干一场。青年多不悟此，以为此即软弱、怯懦，而不知“峣峣者易折”，那种逞一时意气的“刚强”者，常不足以持久。所以关键在于韧性斗争。鲁迅常言及此，惜乎不为青年注意，而一再失误。所谓“危行”，即有所不为，不同流合污、共搞大批判也。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译】孔子说：“有道德的人，必然有好言语;有好言语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爱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仁爱。”

　　【注】《朱注》：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给而已。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勇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

　　【记】这仍是内(仁、德)外(勇、言)的关系。有得于内，无待乎外，而必有外。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译】南宫适问孔子说：“羿擅长射箭，奡力大可翻船，都没得好死。夏禹和后稷亲身耕种，却得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

　　南宫适出来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呀，这个人真是尊重德行呀。”

　　【注】《康注》：盖德与力，自古分疆，而有力者终不如有德。嬴政、亚力山大、成吉斯汗、拿破仑之闻，必不如孔子及佛与耶稣也，此为万古德力之判案也。

　　【记】羿、奡均传说中的氏族部落的着名首领和英雄。这里仍然是强调领导者的“德行”，逞力量者，穷兵黩武，常自食其果，南宫此说自然大合孔子心意。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译】孔子说：“君子也有没仁德的时候，没有小人而有仁德的。”

　　【注】《朱注》谢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

　　【记】这里的“君子”、“小人”如指客观的社会地位，即士大夫和老百姓，则与孔子其他一些说法，如“小人”也可以是“士”、人都可以“为仁”等等相矛盾。如指道德高下，则似同语反复。但这里说“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以见此“仁”之难，连颜回不也只能“三月不违”吗?于是，“仁”作为全德(perfect virtue)也好，作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也好，这里只好解作某种具有神秘性的经验了。如前所一再点出，《论语》篇章常见矛盾、冲突，是孔子自身矛盾抑所传述者矛盾，已难究明，不必强解。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孔子说：“爱他们，能够不加以勉励吗?忠于他们，能够不进行教导吗?”

　　【注】《正义》王氏引之《经义述闻》解此文云：《吕氏春秋》高注：劳，勉也。勉与诲义相近，故劳、诲并称。高诱注并云：劳，忧也。又《里仁篇》劳而不怨，即忧而不怨。忧者，勤思之也。

　　【记】这里既可作政治学的解说，也可以作教育学的解说;既可以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政策，也可以是家长、老师对儿女学生的方针。在远古，这二者是统一的。首领对氏族成员就是大家长对待儿女，所以君父、君师合一。“劳”另高注作“忧”解，即既爱之而又担心，不如王解。“劳”多有作“劳苦”、“劳动”、“勤劳”解者。“诲”或作“谋”字解，则与《学而篇》“为人谋而不忠乎”同义。

　　14.8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译】孔子说：“发命令，裨谌打草稿，世叔加以研讨，专职官子羽增删修改，东里子产作文字润饰。”

　　【注】《朱注》：裨谌以下四人皆郑大夫。草，略也。创，造也。谓造为草稿也。……讨，寻究也。论，讲议也。行人，掌使之官，修饰，谓增损之。润色，谓加以文采也。

　　【记】分工合作，人尽其才。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译】有人问子产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施恩惠的人。”

　　问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

　　问管仲，孔子说：“是个人物!他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土地。伯氏吃粗粮，但一直到死，也没有怨恨的话。”

　　【注】《康注》：孔子极重事功，累称管仲，极词赞叹。……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

　　【记】“他呀，他呀”，不足道也。今日犹有此口头语。“没齿无怨言”，大概是即使处理如此严厉，但因为公正，所以没话可说。世传诸葛亮秉公办事，也有此效。这就是所谓法家精神。因此可见，儒学从一开始，就可以容纳法家。(管仲、诸葛亮也一向被视作法家。)孔子多次称道管仲，正是后世政治上儒法互用、阳儒阴法的张本。可见，儒法从一开端便有联结，如同儒道一样，都可以在孔子及《论语》中找到其后“儒法互用”、“儒道互补”的线索。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译】孔子说：“贫穷而无怨恨，很难;富裕而不骄傲，较易。”

　　【注】《朱注》：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

　　【记】今日各种“暴发户”宜三诵之，因为也并不太容易做到。富者骄横使贫者更怨，于是乎斗争哲学起。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译】孔子说：“孟公绰做大国的首长，绰有裕余;却当不了小国的管家。”

　　【注】《朱注》：老，家臣之长。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大夫，任国政者。滕、薛国小政烦，大夫位高责重，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

　　【记】人才之特殊也。能做大官(赵、魏，大国也)也未必能办具体事，何况大官还有各种各样，有的是以他的“道德”高、资历深，专门用作摆设，什么实际事不干，也干不了。孟公绰可能就属于这类。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译】子路问什么才是完全的人?孔子说：“聪明有如臧武仲，欲望少如孟公绰，勇敢如卞庄子，才艺如冉有。再以礼乐文采表现出来，也就可以是完全的人了。”又说：“今天完全的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到利益能考虑合理与否，遇到危险肯付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却并不忘记人生的承诺，也就可以是完全的人了。”

　　【注】《集注》：成人，犹言全。……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

　　【记】高标准是“文质彬彬”，进退有据;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必须正直(“见利思义”)、勇敢(“见危授命”)和诚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虽也很不容易，但还是切实可行，能够做到的。

　　有注疏认为后面一段(“又说”)是子路的话，即子路关于“完全的人”的标准，也说得通，并符合子路一贯的言行、个性。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译】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说：“是真的吗?他老先生不讲话，不笑，不索取吗?”

　　公明贾回答说：“这是告诉你的人讲错了。他老先生到时候才说话，大家不讨厌他的话;真快乐的时候才笑，大家不讨厌他笑;合理的才去索取，大家不讨厌他索取。”

　　孔子说：“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注】《朱注》：文子虽贤，疑未及此，但君子与人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岂其然乎?盖疑之也。

　　【记】大概表示孔子怀疑如此吧。这章没有什么特殊意思，《论语》中这种无意义的章节有好些，不必句句认真，章章强解。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译】孔子说：“臧武仲凭据防城，要求在鲁国给自己子孙以位置，尽管说不是要挟国君，我不相信。”

　　【注】《朱注》杨氏曰：武仲卑辞请后，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实要之。

　　【记】史迹难考，众说纷纭，不必强作解。

　　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译】孔子说：“晋文公诡诈，不正派;齐桓公正派，不诡诈。”

　　【注】《集释》《集解》郑曰：谲，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子狩于河阳，是谲而不正也。马曰：伐楚以公义，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

　　【记】虽都是赫赫霸主，孔子多次赞齐桓公而不提晋文公，是何道理，注家虽各有说，仍不很清楚。上注虽有提示，仍难知必如此解。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译】“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却不死。”子路说，“这是没仁德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联合、统一了诸侯们，并不凭借战争，这是管仲的功力。这是仁呀，这是仁呀。”

　　【注】《集释》黄式三《论语后案》：如，犹乃也。《诗》“如震如怒”，杨子《法言·学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

　　《杨注》：齐桓公纠合诸侯共计十一次，这一“九”字是虚数，不过表示其多罢了。

　　【记】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哥哥，召忽和管仲都是公子纠的臣子，于是后世成了老大难问题。管仲不死君难，当是不忠;而且有“三归”等等，也“不知礼”，颇不合儒家标准。孟子就痛斥而藐视管仲。特别谨守内圣开外王说的后代理学家们更是如此。但孔子却如此盛赞，如何解释?又是众说纷纭。拙意以为孔子是从为民造福的客观巨大功业出发来肯定管仲的，正如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放在“仁”之上一样。“内圣”并非目的本身，因之大不同于受佛家影响的宋明理学。孔子之后，儒学也有讲究“外王”而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派别和“路线”。例如，荀子讲礼近法，董仲舒的“仁外义内”，陈亮、叶适的强调事功，均此另一“路线”。中国传统的特点是心灵上儒道互补，政治上儒法互用。这两个互补互用中均以儒为主。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互补”、“互用”本来就建筑在儒学内部的因素发展之上。儒学有为孔子喜爱的颜回、曾点的一面，可以与道家接轨。儒学也有孔子盛赞管仲的一面，有称许子贡、子路的一面，从而与法家接轨也不困难。从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到张居正居丧夺情，中国传统中许多“名臣”、“贤相”在公私生活中既儒法互用又儒道互补。而他们却都自觉认同儒学和儒家。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子贡说：“管仲是没有仁德的人吧?齐桓公杀公子纠，他不能以身殉难，反而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开襟衣了。他怎能像小百姓那样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注】《集释》顾炎武《日知录》：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

　　《钱解》：本章舍小节，论大功，孔子之意至显。宋儒嫌其偏袒功利，乃强言桓公是兄子纠是弟，欲以轻减管仲不死之罪。不知孔子之意，尤有超乎君兄弟臣之上者。言仁道之易，孔子有“我欲仁，斯仁至”之说。论仁道之大，则此章见其一例。要之，孔门言仁，决不拒外功业而专指一心言，斯可知也。又按：前章以“正”许齐桓，此两章以“仁”许管仲，此皆孔子论仁论道大着眼处。自孟子始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云：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后儒多本孟子，轻此两人。并《论语》此三章亦多置疑，此诚不可不辨。

　　【记】“被发左衽”是说中国文化灭亡，沦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奴隶。这又是一个如何掌握原则性(“经”)与灵活性(“权”)的大问题，大意是说，要从全局看。这是历史主义。但当时(公子纠死时)管仲的功勋未建，业绩未显，又怎能即丢下伦理主义?孟子轻鄙管仲，因当时已无落后民族入主中原的问题，面对的是中原各文明国家争霸，与儒学王道不合。宋明儒则高谈性理，只重伦常，钱穆批评甚为透彻痛快。不知仍倡内圣开外王的现代新儒学于此如何置说。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译】公叔文子的下级官员僎与文子晋升到同等的官职。孔子听到说：“这真可叫作‘文’了。”

　　【注】《朱注》：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

　　【记】自己的下级由自己推荐与自己同时晋升至同等地位，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甚至在今日中国)颇不容易，难怪孔子赞美之。嫉贤妒能，古今同病，文子之不愧为“文”，至少是落落大方，文雅得体。但在近现代社会，此乃常规。应依靠制度去改变习俗及心理。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译】孔子讲卫灵公的腐败。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灭亡?”孔子说：“他有仲叔圉办理外交，祝鮀管理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又怎会灭亡?”

　　【注】《集释》《读四书丛说》：夫子平日语此三人皆所不许，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见圣人不以其所短弃其所长。

　　【记】“无道”一词太广泛，暂译为“腐败”。此谓有贤臣，虽昏君也暂可不败亡，可见人才重要。但总有一天，这些人才被逐被杀;但如有制度保障，便没关系了;制度之重要也。上注有趣，可见孔子并不求全责备，总取人之所长，执政者更该如此了。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译】孔子说：“大言不惭，做起来就难了。”

　　【注】《集释》《集解》马曰：怍，惭也。

　　【记】好些时髦青年却常如此，不守信，不诚实，自以为真理在握，绝对高明，于是夸夸其谈，文章满纸，却经不起时间推移，实际考验。

　　14.21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译】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吃素洗澡后去见鲁哀公说：“陈恒杀了国君，请出兵讨伐。”哀公说：“你去告诉那三大家族。”

　　孔子退了出来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官职，不能不来报告;国君却要我去告诉那三个人。”

　　孔子去向三人报告，没得到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官职，不能不来报告。”

　　【注】《朱注》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

　　【记】这就是孔夫子的“迂”劲;因为当个官，依据礼制，“应当”(ought to)过问国事。虽知白说，也要去说。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哀公之所以要孔子“告夫三子”，因为实权在他们手里。“沐浴”实古巫仪(沐浴之后才能主持巫仪)之沿承，《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乃传统之礼仪制度。据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儒”乃“需”，即沐浴后主持巫祝仪式者。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译】子路问如何事奉国君?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可以触犯他。”

　　【注】《朱注》：犯，谓犯颜谏争。

　　【记】如今刚好相反。报喜不报忧，阿谀逢迎，无所不至。“大跃进”的欺骗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中国自汉有御史、谏官制度，亦可谓将此语体制化，实开世界先河。此儒学外王之优良传统可继承而与现代政治相接轨者。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译】孔子说：“君子向上走，小人向下走。”

　　【注】《康注》：君子尊鬼神，由清明而进至于穷理尽性以合天。小人用体魄，由昏浊而日污，下至于纵欲作孽而速戾。

　　《集释》《皇疏》：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

　　《焦氏笔乘》：问：上达下达。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见性，故不得有，但见其道，而不见其器。小人执相，故不得无，但见其器，而不见其道。

　　《论语稽》：人天生而为君子者，亦天生而为小人者，譬之一路，行而上为君子，行而下为小人。

　　【记】注疏解说甚多，大都以为所谓“上”、“下”者，即义、利也。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16章)同，亦可参考14.35章。“达”有译作“成功”，即“君子大处成功，小人小处成功”。

　　14.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译】孔子说：“古时的学者是为了改进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教训别人。”

　　【注】《正义》孔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荀子·劝学篇》：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身哉?

　　【记】又是难题一个，众说纷纭。宋明儒学对此扬高凿深，无非宣扬“内圣”高于“外王”等等，本译干脆结合今日实际，平易解之。君不见，好些风头正健、时髦十足的青年学人(其实也未必都年轻)专以践踏他人炫耀自己为学问志业乎?

　　到底何谓“为己之学”?专作道德讲，似仍有未达处;即使宋明理学倡导之“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此“半日静坐”者也不只道德反省，其所追求者也是超道德之天人交会的神秘境界。所以我认为，“为”(道)—“情”—“境”(人生境界)之体验、寻求，才是中国哲学重心所在，而不在性理、心、气等范畴之干枯讨论。

　　14.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译】蘧伯玉派一位使者看望孔子。孔子请他坐而问道：“他老先生在干些什么呢?”使者回答说：“他老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失，还做不到哩。”

　　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注】《朱注》：使者之言愈自卑约，而其主之贤益彰，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按庄周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记】这倒是孔子的真精神。“温良恭俭让”，从不以为自己是天才，是超人，掌握了绝对真理。个人如是，民族国家亦应如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因为保持了这种不断努力、从不懈怠、永不自满的精神，即使在虚骄气盛、顽固自大的时刻，也总有勇士出来批判自己。猛击“国粹”，毫不留情的鲁迅而以“民族魂”盖棺论定，便是这样。这与那些以为自己乃天才，别人皆蠢货，从而故作惊人语的“时髦青年”、“冒牌学者”，实大不相同。三章拙记中屡提此点，盖近年深有体会。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位置上，便不去谋划他的政治事务。”

　　曾子说：“君子的思想考虑，不越出职务范围。”

　　【注】《康注》：位者，职守之名，各有权限，不能出权限之外。……如兵官专司兵事，农官专司农事，不得及它，乃能致精也。若士人无位，则天地之大，万物之伙，皆宜穷极其理。……盖学人与有位正相反也，学者慎勿误会。

　　【记】孔子的话，可以有多种原因和解释。曾参的话就太保守。“思不出其位”本来自《易经》，但在那里又是别的意思，并非规范、要求。康注有意思，颇符合现代民主精神，难怪他要改孔子“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为“天下有道则庶民议”，即人均有议政之权利，这当然完全不同于曾子。因此“不谋其政”，不过是不应干预专家的专业知识领域而已。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译】孔子说：“君子羞耻于他所讲超过他所做的。”

　　【注】《正义》：此与《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语意正同。《礼记·杂记》云：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表记》云：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记】又一次提出语言与行为的关系。语言不只是个交流问题，而是有实际效用的问题。因此也才有要求言行一致和必须信守承诺等等道德。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译】孔子说：“君子的道德有三项，我还不行。仁爱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正是老师讲自己啊。”

　　【注】《朱注》：自责以勉人也。

　　【记】名言。智、仁、勇，是所谓“三达德”;既是道德，又是心理，即文化积淀为心理也。

　　14.29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译】子贡常讥评人物。孔子说：“子贡，你就那么好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

　　【注】《集释》《潘氏集笺》：古文“谤”作“方”。

　　【记】子贡大概是《论语》中让人感觉最聪明的学生，喜欢讥评人物，也属自然。孔子予以委婉批评，并不像对冉有、宰我那么厉害。“方”另作“比”解，即喜欢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这也常常是聪明人喜欢做的，从比较中可知自己的优长与弱点。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译】孔子说：“不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愁自己没才能。”

　　【注】《钱解》：《论语》有两章文字全同者，当是一章重出。有文字小异而章义全同者，当是孔子屡言之，而闻者各自为记也。如本章凡四见，文各有异，是必孔子之叮咛反复而屡言常道之也。

　　【记】总之，仍然是修内功重要。今之人常反是，生怕埋没了自己。我常对文学家们说，作品不怕埋没。好作品，死后也会被人发掘出来;一般的作品，你还没死，就被人忘记了。既然如此，又何必赶时髦、作修改、急于出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呢?从而，人生价值究何在呢?君不见，颇有人焉，生时显赫一世，桂冠高耸;死后顿时沉寂，被骂倡优。自己知道一生价值所在就可以了，何必外求。

　　14.31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译】孔子说：“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预先估计别人对我不信任，但临事却能感觉到，这不就是有贤德吗?”

　　【注】《朱注》：逆，未至而迎之也。亿，未见而意之也。诈，谓人欺己。不信，谓人疑己。……杨氏曰：君子于诚而已，然未有诚而不明者。故虽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也。

　　【记】这大概就是“仁者”自然有智慧吧?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译】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为什么老这样忙忙碌碌到处奔波?这岂不是想凭口舌取胜吗?”孔子说：“我不是敢逞口舌，而是恨顽固不化。”

　　【注】《朱注》：微生，……名夫子而辞甚倨，盖有齿德而隐者。……圣人之于达尊，礼恭而言直如此。

　　【记】从口气看，微生亩大概是个老顽固的前辈，但孔子仍针锋相对地回答了他，没有让步。

　　14.33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译】孔子说：“千里马不是称呼它的气力，而是称呼它的品质。”

　　【注】《正义》郑曰：德者，调良之谓。……骥马调良，能有其德，故为善马。

　　【记】何谓“调良”?是否指训练呢?千里马也须调教训练，并非全凭自然气质。

　　14.34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译】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仇怨，怎么样?”孔子说：“那又如何回报恩德?该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回报恩德。”

　　【注】《康注》：孔子之道不远人，因人情之至，顺人理之公，令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过仁，亦以德报怨，或以此尊之，然实不能行。

　　【记】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译】孔子说：“没有人会理解我了!”子贡说：“为什么会没人理解你?”

　　孔子说：“不埋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真理。知道我的，只有天了。”

　　【注】《集释》《皇疏》：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朱柏庐《毋欺录》：下学而上达，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便是害道病根。

　　【记】孔子也有不知道(即不使用)自己的埋怨，与前面所讲岂不矛盾?这正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孔子面目。怀才不遇而抑郁感叹，乃人之常情，虽孔子亦何能免?孔子虽然没有怨天尤人，但也确乎满腹牢骚，在《论语》中可以多次看到。足见孔子乃普通人一个，并非宋明理学家所描绘的那种超凡入圣、修养“到家”的“至圣”傀儡。

　　14.36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译】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告诉说：“季孙他老人家已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我还有力量把这个坏蛋干掉。”

　　孔子说：“道义能够实现，是命运;不能实现，也是命运。公伯寮又能把命运怎么样?”

　　【注】《朱注》：肆，陈尸也，言欲诛寮。

　　《集释》《蒿庵闲话》：贫富、贵贱、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与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小人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众人之于命，亦有安之矣，大约皆知其无可奈何而后安之者也。圣人之于命，安之矣，实不以命为准也，而以义为准。

　　【记】具体的历史情节已经完全不清楚了，因此只能凭字面含义来了解孔子所采取的“无为”态度：反对用暴力去清除反对自己的人。但“命也”是个大问题。今天许多人仍然信“命”，认为另有主宰在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前途，于是求神问卜，希求福佑。但本读已再三说明，“命”不过是偶然性罢了，要重视、尊重甚至崇敬这偶然，但不必去膜拜、屈从于它。相反，要努力从种种偶然中去“建立”起必然，这就是“立命”，即主宰命运。因为整个人生均偶然，如不由自己作主去立志、立命，一切归于“天意”、“运气”，无所作为，完全失去主体性，就毫无出息了，这常是弱者的选择。

　　14.37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译】孔子说：“有道德的人避开社会，其次避开地方，再次避开不好的脸色，再次，避开不好的言语。”

　　孔子说：“这样做的已经有七个人了。”

　　【注】《朱注》程子曰：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

　　【记】当时“礼崩乐坏”，因乱世而作的各种躲避。

　　14.38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译】子路在石门过夜。早上守城门的人说：“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知道不可能还要去做的人吗?”

　　【注】《康注》：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者。孔子斯人，是与万物一体，饥溺犹己，悲悯为怀，……仁人之心，不忍若是，恝此所以为圣人也。知不可而为，晨门乃真知圣人者，不然齐景、卫灵公之昏庸，佛肸、公山之反叛，陈蔡之微弱衰乱，此庸人之所讥，圣人岂不深知?而恋恋徘徊，其愚何为若是哉?

　　【记】从这两章均可看出儒学与道家(避世)并非全不相容，但儒学骨干仍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称悲壮。此语之流传千古，岂不因是。

　　14.39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译】孔子在卫国敲磬，有一个背着草箧经过孔子门口的人说：“有心思哩!在敲磬!”一会儿又说：“何必硁硁作响!既然没人知道，自己知道就行了。水深的时候，穿着衣裳过河;水浅的时候，撩起衣襟过河。”

　　孔子说：“真坚决呀!我可没话反驳他了。”

　　【注】《朱注》：果哉，叹其果于忘世也。

　　【记】水深水浅，指应按情况、环境办事。这几章都描述那些反对孔子的观点和谈话。“鄙哉”无确解，此处意译。“厉”另注作“桥”，即水深，从桥上过;水浅，揭衣襟从水中走过。最后一句，也可如是译：“果然如此吗?那也就不难了。”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家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译】子张问道：“《书经》上说，殷高宗守丧，三年不讲话，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一定是高宗，古人都这样。老国君死了，一切官员坚守自己的岗位，听大宰相的命令，三年。”

　　【注】《朱注》：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集释》《皇疏》：百官皆束己职，三年听冢宰。

　　《钱解》：高宗，商王武丁。“谅阴”字又作“梁闇”，天子居丧之庐。一梁支脊而无楹柱，茅垂于地，从旁出入。

　　【记】三年之丧，如本读第一篇所记，本是史家一大公案，是否存在，争论甚多。我以为，它源自原始礼仪，历代沿袭，从氏族首领到一般成员都必须守此礼制。在中国，直到清末仍有“丁忧三年”不做官的规定。中国远古氏族传习之顽强久固，值得注意。听冢宰三年，我以为其原意是新“君”初立，不谙政事，所以必须不乱讲话(发号施令)，而由有经验的冢宰代理政务，处理事情。所谓伊尹、周公，不都如此?实来源于远古氏族规则。前已说。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译】孔子说：“领导者喜欢礼制，老百姓便容易使唤。”

　　【注】《朱注》谢氏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记】与“风行草偃”同义，前面已讲。因为“礼”在远古乃习惯法，历代相沿，所以“易使”。与成文法强迫人们履行不同。但时移世变，“上好礼”而民未必听从。孔学道穷而法家代兴，乃时代趋势。法家兴后而又消融归儒，成为儒法互用，所谓礼法是也。自汉代以来，礼法且入民俗，始终重诱导、规劝而轻强制、服从，均“风行草偃”、“则民易使”的遗迹。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译】子路问如何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

　　子路说：“就这样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别人安乐。”

　　子路说：“就这样吗?”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乐。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乐，尧、舜也还不易做到哩。”

　　【注】《朱注》：人者，对己而言。百姓，则尽乎人矣。

　　【记】可见，尧、舜圣王也还有做不到的事。使百姓安乐，谈何容易?内圣外王，谈何容易?岂如后世理学家所言!

　　14.43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译】原壤踞着双腿，接待孔子。孔子说：“小时候不谦逊，长大了无作为，老了还不死，这叫作祸害。”用拐杖敲他的小腿。

　　【注】《朱注》：夷，蹲踞也。……孔子既责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击其胫，若使勿蹲踞然。

　　《正义》马曰：原壤，鲁人，孔子故旧。

　　【记】原壤据说是孔子的老朋友，对孔子不很礼貌，孔子对他也不客气，但因熟悉，故开玩笑，声貌如见。

　　14.44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译】阙里的一个少年向孔子传达使命。有人问：“这小孩是求上进的吗?”孔子说：“我见他占据大人的席位，见他与老师并肩而行。这不是求上进的，而是急于成名的。”

　　【注】《朱注》：礼，童子当隅坐随行。

　　【记】今天学生如是者亦有之矣。刚进门已想独立门户，适登堂便与老师平起坐，未入室便自认远胜老师。“执弟子礼甚恭”者少见。中国本有尊师传统，“天地国亲师”，师成为其中之一的崇拜对象，为其他文化所少见。今日之所以如此者，恐与前数十年斯文扫地，名列第九，毛泽东一再号召批判老师宿儒(“资产阶级”专家学者)以致发展至“文革”中“考教授”之恶作剧等等不无关系。年轻一代在此种环境及其遗风“旧”俗中不自觉受感染，迄今如此。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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