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
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
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我国妇孺皆知。一千多年来,有无数诗词、戏曲、小说、说唱文学及音乐、绘画作品吟咏和表现这一题材。历朝历代各种身分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同情王昭君,各种作品的主调都是表现昭君的哀怨。唐代大诗人杜甫点明了昭君怨恨的主题:“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对王昭君有别开生面的议论,与众不同。人们大都说昭君远嫁塞外可悲可怨,他却认为可喜可乐。他的悲喜忧乐标准,是看得没得到知心人的爱。地不论南北远近,族不分汉胡亲疏,只要知心就为乐事,“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否则近在咫尺也同样失宠,“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明妃曲》)。既然昭君得到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爱,她就是幸福的。王安石议论精彩深刻。
黄幼藻以一个女子的眼光、心理,在这首诗中对昭君的遭遇寄予了更多更深的同情,同时也有与众不同的议论。
这首诗的一、二句为第一层次,紧贴画面而写。边风阵阵,黄沙扑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荒凉萧索的塞外图。“天外”言其远,“风沙”显其荒,而风沙“扑面”则感其寒。昭君在这样艰苦恶劣环境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着,其内心之苦自不必说。从天外的“外”,可以想到她已入异国他乡,所见风光景物与中原故土迥异,其内心深处的感触自然不同。昭君在漫长的旅途中,时刻思念着生养她、哺育她的中华,眷恋之情油然而生。身后是肥沃富饶的中华大地,眼前是广阔无垠的塞北荒原。“举头何处是中华”一句,从她的动作可想见其神情,可直窥其心灵深处:爱国、思乡。
第一层次从环境渲染到刻画人物,从景物描写到揭示人物神情心理,由物及人,由实入虚,渐进渐深地绘出“明妃出塞图”。
三、四句为第二层次。作者把人们的视线从画面上移开,借题发挥进行议论,生发出无限感慨。如果昭君早知道远嫁匈奴,不如在家乡嫁给普通人家。作者议论的出发点,表面上是距离问题,实际上是民族问题。婚姻应该是爱情的结果,与爱情无缘的婚姻是不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君远嫁匈奴,只是充当了汉元帝和亲政策的牺牲品;她被选中和亲,又与画工画宫女图有关(据《西京杂记》载,昭君不贿赂画工,故被丑化,因被遣嫁)。因此说被“丹青误”也算有理有据。然而昭君到匈奴后,确实得到呼韩邪单于的宠爱,获得了幸福。与此相比,出塞苦微不足道了。这是因祸得福。再者,昭君远嫁使汉与匈奴和睦相处数十年,个人不幸换来民族大幸,也是值得的。所以说“丹青误”又不准确了。作者没有注意到、认识到这些是时代的局限,但是她能从皇帝、单于、百姓中选择了嫁与百姓,也说明她不慕豪华富贵,不图虚名,但求家庭生活和乐安定,实实在在。这是合理的。虽然她强调的是“巫山”百姓,不忘家乡(昭君家秭归,地近巫山),但既说百姓,仍是很可贵的。
题画诗处理好画里画外的关系方为上乘之作。这首诗前一层次紧贴画面,不显得空泛;后一层次就画议论,不显得拘泥。总之,这是属于展示画面、开拓意境俱佳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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