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花莫种官路傍,嫁女莫嫁诸侯王。
种花官路人取将,嫁女王侯不久长。
花落色衰情变更,离莺破镜终分张。
不如嫁与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诗作于作者逝世前不久。诗前小序云:“余见寻常百姓家,多以女嫁达官贵人,虽夸耀一时,而终不得偕老。故作诗以警之。时至正丙申岁也。”显然,诗人是有所感而发,写诗的动机与目的也极明确,希望能引起世人注意,从而起到“风化”作用。
诗犹如一篇笔锋锐利的短议,采用层层论证手法,以咏“种花”起兴,举纲张目,振领全篇,由“种花”自然而然过渡到“嫁女”,然后水到渠成,推出“嫁女莫嫁诸侯王”的论点。借花喻人,把花和人的类似遭遇、命运巧妙地揉和在一起,惜花还复惜人。诗在强调“莫嫁诸侯王”的同时,再采用“剥笋法”,对其中利害缘由层层剖析、步步深入。“莫嫁诸侯王”是因为“嫁女王侯”这种婚姻“不久长”,而“不久长”的根源在于这些纨绔子弟喜新厌旧“情变更”。前三联诗是一联笼罩一联,一环紧套一环,论证时次第展开、曲尽人意,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与深刻的印象。第三联“花落色衰情变更,离莺破镜终分张”可作“不久长”三字的诠释,也是宗法制度下千千万万妇女可悲命运的写照。
经济、政治地位永远是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在封建宗法制的父系社会中,男子集政治、经济特权于一身,而女子则处于附庸从属地位,因此,常常给她们的婚姻带来不幸,那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孙凭借他们社会地位的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更换配偶,而女子则无法摆脱这种附庸屈辱的命运。“这人攀来那人折,恩爱一时间。”即使成为男方的配偶,也不可能完全平等地拥有对方的感情。因为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本身就导致了两性在婚姻上的不平等。况且,在封建时代,婚姻实质上是无视人性的政治手段,它常常无条件地服从迁就于来自社会家族的非感情因素。有人把联姻当作一种外交手段,有人把它作为攀龙附凤的捷径。在这种肮脏的交易中,做出牺牲的往往是无辜的女性,“自古红颜多薄命”,一部婚姻史就是女性的血泪史,作者对这一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终于悟出了婚姻对于人生的意义。所以大声疾呼“嫁女莫嫁诸侯王”“不如嫁与田舍郎”。奉劝世上那些嫌贫爱富的父母,切勿贪财失大,葬送子女的美好青春,也提醒涉世未深的少女,不要为一时的虚荣而酿成苦酒抱恨终生。诗中把“诸侯王”与“田舍郎”对举,极力渲染她的愤世之情。她告诉人们王公贵族大多是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他们用情不专,不值得去爱,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金钱和地位在婚姻的天平上并不重要,婚姻的主体价值在于感情本身,人生幸福是最宝贵的财富,要珍视贫贱夫妻的相依相倚的感情。宁可嫁与一个朴实宽厚的农夫,同甘共苦,恩恩爱爱,白头相看不厌。虽则清苦,而其乐亦融融,远比充当富贵人家的牺牲品要有意义。看来荣华富贵和幸福人生两者不能划等号,在这两者之间,作者毫不迟疑地把幸福人生置于至高地位,这类观念已带有明显的现代意识,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诗人在对举描写中,不时流露出强烈的爱憎态度。
这首诗具有浓厚淳朴的民族韵味,读来琅琅上口,晓畅流利。作者为了强化主题思想,相应地调动了一些手法:比兴、复沓、议论。这对阐发诗旨,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首诗的主体价值并不是它的修辞手段,而是诗所昭示的认识价值。全篇句句从肺腑流出,如泣如诉,这是一位有着相当生活经验的诗人对人们的忠告。诗人以女性之敏锐、深刻,用饱蘸关切同情之笔墨,对当时出现的社会现象作了剖肌入理的分析,已触摸到婚姻悲剧的根源所在,表现了诗人的婚姻观和女性作者更为深刻、直接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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