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陈风
防有鹊巢①? 邛有旨苕②? 谁侜予美③? 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④,邛有旨鹝⑤? 谁侜予美? 心焉惕惕!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打开一部《诗经》,在冠全书之首的《关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男主人公追慕“窈窕淑女”而终究结良缘的欢乐之情;在《樛木》和《绸缪》中,我们可以分享到新婚夫妇“其乐融融”的甜美之乐;而在《防有鹊巢》中,我们却再也无法产生上述那样的感受,所体察到的唯有女主人公的烦恼和忧愁、哀怨和愤懑、长吁和短叹。这位女子本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汉乐府·白头吟》),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竟在她爱人面前搬弄是非,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而他居然听信谗言,对她的感情变得愈来愈冷漠疏远。真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 面对着蛊惑人心的种种谗言,审视着遭受蒙骗执迷不悟的糊涂丈夫,眼望着摇摇欲坠的夫妻关系,思忖着难以测料的人生归宿,她怎能不惶恐不安,忧心忡忡呢? 她焦灼、她愤怒,但她却又无力与谗言抗争,无法澄清被歪曲的事实。她无可奈何,忧思如焚,“情动于中而发于言”,于是就唱出了这支哀怨忧伤的歌。
此诗二章八句。篇幅短小,却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其一,以小见大,含意深刻。诗人抓住日常生活中可恶的谗言给一位妇女带来的极大精神痛苦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控诉了以男子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被迫害与无自由的社会问题。古代社会女子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随着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向以父系为中心的社会的过渡,“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从中心的地位、降而为奴隶的地位——这儿是文明的开始,然而也就是人榨取人的悲剧的开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家庭生活中,她们的一切受制于男人,男人随时掌握着“出妻”的权利。据(《大戴礼·本命》)篇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男人们喜新厌旧,只要随意编出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可将妻子赶出家门。正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才使得《防有鹊巢》中的那些造谣者肆无忌惮,忘乎所以了。同时也助长了那位男子矜持骄纵,不明是非,轻信谗言,一意孤行的坏毛病,最终留下的精神苦果却唯有女主人公一人吞咽了。在女主人公“心焉惕惕”的反复嗟叹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弱女子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怒控诉。由此及彼,在《防有鹊巢》这面镜子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充满忧患意识的我国古代社会女子的愁苦群象。
其二,比喻贴切,反问有力。诗人针对造谣者的种种谗言,假设生活中常见的违背客观条件而存在的四种事物,逐一进行了追问反诘:堤坝怎能做鹊巢(“防有鹊巢”)?山上怎会长苕草(“邛有旨苕”)?喜鹊本来是在树上筑巢的,有人却说堤上有鹊巢;苕草和绶草本来都是长在低洼潮湿之地的,有人却说它们长在山上;瓦本当是盖屋用的,有人却拿来铺路。这些都是颠到是非,违反常规的怪事。正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云:“是苕生于下湿,今诗言邛有者,亦以喻言之不可信。不应有而以为有,所以为谗言也。”“不应有而以为有”,无中生有,这正是一切造谣者的卑劣伎俩和本质特征。正如鹊巢不能筑于堤坝,苕、绶之草不能长于高山,瓦块不能用于铺道一样,那些蛊惑人心、挑拨离间的谣言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加以连连怒不可遏的有力反诘,使得那些谗言便不攻自破,原形毕露了。这些生动的比喻和排比式的诘问,强烈地振起了全诗郁怒的氛围,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逻辑力量,增强了本诗的说服力。
其三,巧设悬念,启人想象。这首诗描写的是女主人公担心谗人挑拨她夫妇关系的事,但谗人为何要编造谎言?他们又是怎样编造的?她最终的命运又是如何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诗人都只字未提。然而,追踪这种种悬念,我们可以在思维的空间中一任尽情的翱翔,去揣度出各种答案。总之,从“予美”被“ ”的事实中,我们可知,等待这位女子的,将不是“与尔偕老”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一个无辜遭弃的人生悲剧。正是通过诗人这种悬而未答的疑问的想象,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古代社会女子地位的认识,对种种不合理制度的憎恨。
复诵全诗,回味再三,造成诗中女主人公夫妇间的裂痕,捕风捉影的谗言固然是其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那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它犹如一张血盆大口,不知吞噬了我国古代社会多少勤劳、智慧、纯洁、善良女子的生命。而妇女们要获得人身自由,争取家庭幸福必须砸烂强加于她们身上种种不合理制度的绳索和枷锁。这大概就是此诗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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