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①、苏子由②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扬子③《太玄》、《法言》，昌黎④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⑤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枝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译文：
写文章的方法，以精神为主，以气韵补充。曹丕、苏辙品评文章，以气韵为主，正是这样的。但是气韵随着精神变换，精神浑厚则气韵充盈，精神悠远则气韵飘逸，精神雄伟则气韵高洁，精神变幻则气韵奇异，精神深沉则气韵平静，所以精神是气韵的主导。至于写专门的论文以讲道理为主，则不能全部展现文章的奥妙。如果人不熟读经书洞彻道理，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浅陋空荡。人如果没有组织文字的才能，则文字纵然再多，都不适用。所以道理、书籍、组织文字的能力，是写文章的要素。
文以奇为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珍贵最喜爱的东西，必定不是平平常常的物件”之意。然而，有的文章奇在字句上，有的奇在内容上,有的奇在行文上，有的奇在构思上，有的奇在深远的意境上。有的奇在气韵，有的奇在精神。仅仅是字句奇，不足以称奇，气韵奇特才是真的奇特;精神奇特是自古以来很少见到的。各种所谓奇特的等次地位虽然是这样的，但字句也不可平淡无奇。扬雄的《太玄》、《法言》，韩愈非常喜欢它，所以韩愈的文章就很奇特。文章的奇特的气韵是最难认识和掌握的，大体说来，就是要忽起忽落，气之来也没有端绪，气之去也没有痕迹。读古人的文章，在起落转接的地方，觉得有难以探测、不可捉摸之处，便是奇特的气韵。
文章贵在简洁。凡是文章，笔法老练就可以简洁，感情真挚则可以简洁，言辞确切则可以简洁，事理精当则可以简洁。
文章贵在讲究变化。《易》中说：“老虎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光亮，豹子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鲜丽。”又说：“事物相互交杂，所以才称之为文章。”因此所谓文者，说的就是变啊。一本集子中的文章篇篇变，一篇文章中的章节段段变，一段文字中的语言句句变，精神在变，气韵在变，境界在变，音节在变，字句在变，这只有韩愈能做得到。
行文的方法有平实有奇特，应该是兼而有之，才能充分显示写文章的本领。上古时代，文字刚产生，实字多，虚字少。《尚书》的《典》、《谟》《训》、《诰》，文字十分简朴古奥，这样是(由于)当时的文法还不完备。到孔子的时候，虚字已经详细而完备，于是写文章的人就能够将所要表达的事物的神气形态全部描绘出来。《左传》的情致和韵味都很美，文章光彩耀眼。到了先秦战国时代，就更加疏荡恣肆。汉朝人有所收敛，稍微走向了刚劲质朴，只有司马迁能集其大成。唐朝人宗法汉人，然多数趋于峭拔硬挺。宋朝人宗法先秦，得到了先秦文章疏荡恣肆的一面，但却有失于浑厚丰赡，情气韵味也显得有些淡薄。写文章必须虚字用得充分而后方能使精神情态全部显现出来，怎么可以随便节制减损呢?然而枝蔓敷展软弱无力，缺少古人那种浑厚沉郁的情气，就是后人的文章越来越浅薄的地方。司马迁文章的句法看起来似乎累赘重拙，而实际上那正是它古朴厚重可爱之处。
道理不能够直接表达，因此文人依据事实阐明道理;感情不能够直白地表达，因此文人凭借外物寄托情感。依据事实阐明道理，是《庄子》的文法;凭借外物寄托情感，是《史记》的文法。
注：①曹子桓，曹丕;②苏子由，苏辙;③扬子，西汉文学家扬雄;④昌黎，韩愈;⑤子长，司马迁，下文史迁也指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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