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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古风(其三十五)》原文阅读|赏析

2022-12-06 22:15:05

  李白《古风(其三十五)》原文阅读|赏析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

  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先秦诸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故事来说理,后世的哲人亦多继承此法,这些故事流传下来成为后人喜爱的寓言,也成为后世诗文中习用的典故。

  《庄子·天运篇》 有一则故事: 春秋时越国的美人西施因患心痛病经常捧心蹙眉,同村的丑女见了感到西施真美,于是也学西施的样子捧着心皱起眉,结果丑上加丑。同村人见了,有的闭门不敢外出,有的索性携妻带子迁居而去。这个故事成为后世“丑女效颦 (pin蹙眉)”的典故,意谓单从表面学习模仿,想弄巧反成拙。

  《庄子·秋水篇》 有一则故事: 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好看,寿陵地方的少年去邯郸学人家走路,可他没有学会,连原来走路的姿势也丢掉了,只好“匍匐而归”。这个故事成为后世“邯郸学步”的典故,意谓一味模仿,不仅学而无成还会失掉固有本色。

  西汉扬雄 《扬子·法言·吾子》 有一则故事: 有人问扬雄: 你年轻时不是很喜欢作赋吗?扬雄答: 是的,那好象是“童子”写“虫书”、”刻符”两种字体。过了一会儿扬雄又说: 那种事是“壮夫不为”的。“虫书”、“刻符”是秦代八种书体中的两种,特点是纤巧难工。这个故事成为后世“雕虫篆刻”、“雕虫小技” 的典故,谓微不足道的小技、末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有一则故事: 宋国有个人向燕王谎说自己能在“棘 (ji小枣树)刺”的顶端刻制 “沐猴”(母猴),但燕王需斋戒三月后方能看到。燕王信以为真,但不能久斋,只得以优厚的待遇供养这个宋人。后来宋人的谎言终被揭穿。这个故事成为后世“棘刺沐猴”的典故,意谓虚妄欺骗或艰辛而又难成的事业。

  《庄子·列御寇》 有一则故事: 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杀龙,耗尽了千金家产,用了三年时间,学成了屠龙的本领却没有用武之处。这个故事成为后世“屠龙之技”的典故,意谓高超而没有实用价值的技艺。

  《庄子·徐无鬼》 有一则故事: 郢人的鼻尖上沾了一片薄如蝇翅的泥土,请匠石用斧子给他削去。匠石把斧子抡得呼呼成风,一下子把泥土削得干干净净,郢人鼻端不伤,面不改容。宋元君听了以后,召匠石拿自己来试验。匠石说: 郢人死了,没有能承受这一斧的“质” 即对象了。这个故事后世成为典故,以 “运斤 (斧子) 成风”谓精湛的技艺,高明的手段;以 “郢中之质” 谓施展技艺一手段的必要合作者。

  李白的 《古风》 其三十五一诗,是阐述他诗歌创作理论主张的一首论诗诗。诗中运用了以上六个典故。

  在诗歌创作上,李白主张“复元古”(《古风》其一)、”复古道”(孟棨《本事诗》 引李白语)。他之所谓复古,是改变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的形式主义颓风,继承 《诗经》、屈原直至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是以 “复古” 的形式来表示革新的理想和抱负。基于这种革新的主张,李白 “不仅对六朝遗风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且,对创作上毫无出息地模仿、雕饰(这在南北朝时期以及初唐都有它的影响),也给予了尖锐的讥刺和嘲笑”(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第七章第一节)。李白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正体现在这首 《古风》 其三十五中。

  诗歌的前四句通过“丑女效颦”、“寿陵学步”两个典故嘲笑那些没有出息地模仿他人的所谓诗人及诗作,丑上加丑,弄巧成拙,连 自己的本相也失却了。典故本身已含有嘲讽讥刺的意味,李白在诗句中运用时,强调“惊四邻”、“笑杀人”二语,漫画式地勾勒出一幅讽刺喜剧的场景,浓重渲染了创作上只知一味模仿所引出的可笑可鄙的后果,加重了批判讽刺的力量。诗歌第五、六句,运用 “雕虫篆刻”之典,批评那些创作上专门追求形式的人,他们写出的“斐然子”——华美浮艳的诗章,不过是区区小技,这本是“壮夫不为”的,刻意于此,则丧失了人品与诗品清新、淳真的本色。第七至第十句中,第七句明用 “棘刺沐猴”之典,第八、九句暗用“屠龙技”之典,进一步批评刻意雕琢的创作态度: 从真正的创作意义上说,那不过如同在棘刺上刻猴与屠龙之术一样,纯粹是旷费时日、劳而无功。但为什么许多人乐此而不疲呢?诗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用心与目的:“楚楚且华身”,以表面鲜缛光馨的诗句妆点自身,获取个人的荣耀而已。如此对待诗歌之创作,完全违背了 “诗言志”的古训,诗人李白由此想及 《诗经》 传统的被弃,故而第十一、十二两句从正面申抒自己的感慨:“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大雅”与 “颂”是 《诗经》 中的两个部分,此即代指 《诗经》,《诗经》 是周代作品;“文王”即周文王,周代开国之君,此处以周文王指周代古朴实际的文风。这两句诗在词序的安排上较为参差,诗意为 “大雅”与“颂声”所代表的 《诗经》 的传统长久地断绝沦没了,因而诗人怀想并力图恢复古代明君周文王时代真淳厚朴的诗风。这是两句不借助于典故而从正面表述自己诗歌创作主张的诗句。他的这个主张在 《古风》 其一 (大雅久不作) 中更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诗人的主张是如此,但在当时立即改变模仿、雕琢的积习,恢复《诗经》 的传统却也并非易事,所以诗篇结尾二句诗人通过反问的形式运用“郢中之质”、“运斤成风”的典故抒发感慨: 自己纵有运斤成风的手段,到哪里去找郢人为“质”来实现自己的手段呢?其深层的含义则是改革诗风的愿望、抱负与本领,到哪里能得到施展的机会呢?从中透露出诗人改革诗风的热望、急切,也流露出诗人因缺少志同道合的知己而产生的深婉的悲叹!

  总观这首论诗之诗,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助于典故。典故具有丰赡的内蕴,包含一个生动的故事,故而概括性强,表现力强。李白此诗借助典故将抽象的诗歌理论阐发得简炼深透,且具有极可感知的生动性与抒情性。在典故运用的方式上,六个典故有明用、有暗用;有直述、有反问;有的只写明典故,有的将原典的本事加以概括 (如 “还家惊四邻”)或发挥(如“笑杀邯郸人”)。典故虽多,丝毫没有晦涩堆积之感。全诗之用典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诗在体式上属于“古风”,即“古诗”,在内容上呼唤自古以来的优秀诗歌传统,在手法上借助于大量典故进行说理,在语言上简古精深。这一切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此诗厚朴、淳古的基本风格。在古代论诗诗中,无论其思想内蕴、表现手法还是艺术风格,都有着独具的精到之处。它是研究李白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它对于推动唐代诗歌的革新、促使唐诗走向我国古代诗史的顶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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