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为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侧重于说明“音译”对汉语言，尤其是白话文的重要性。)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先下一结论，发一感慨，后文再举例加以分析说明)。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举“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的例子，引出要说的主要话题，照应前文“凡有一件事”)。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照应前文“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此段意为“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这件事，本来属于毫无争议的“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然而在中国却也“缠夹不清”——有人却加以嘲笑了，并叙述其具体的嘲笑内容。后文对此进一步分析。)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作者所举的这些词汇，都是原来音译的外来词汇，现已成为人们常用的普通词汇,充分说明了“音译”古已有之，且为汉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属于“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说明其动机不良);倘不，更可怜(说明其见识浅陋)。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指保守，即下文所谓“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先从正面举一实例)：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音译的好处和作用有两个：一是能让人一眼看出其为外国名称;二是从其译文发音能“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再从反面举二实例)，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语言幽默，忍俊不禁)，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此处的“安本分”即为上文之“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意为目前的音译已经够保守了，然而还有人对此加以讥讽，以此类人思想之保守程度看来，当真是“人心不古”)?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从正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以上例说明)。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最有又用一个因为音译的不准确导致把人弄混淆的例子，再次说明彻底而准确的音译的重要性)。
十一月四日。
二(此为文章的第而部分，主要侧重于说明“音译”对“国学”的重要性。)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接上文意思，并引出下文的进一步分析)。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从作者列举的“三条计”之“荒唐可笑”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说明了音译是包括国学在内的任何语言文化都不可或缺的内容，无法回避、绕开和替代)。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照应前文“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说明“音译语”也是“国学”中重要内容，后文举例说明)。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列举了一本书和一个人，并明确指出此书和此人才算得上是“研究国学的”，可以属于国学中的代表的)。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这种“研究国学的”书和人也用“音译”，后一段进一步说明其重要性)。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说明这是客观的需求)。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当“这些地方”的地名还因避免音译的问题而不被所谓“国学家”弄清楚具体地点的时候，外国人已经到“这些地方”把大量属于国学的文物典籍掠夺而去，加以整理而“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若“真要研究国学”就要找到“这些地方”的准确地点，然而若不用音译岂能找到这些地方?由此可见音译对国学的重要性)。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元朝的历史很大一部分乃蒙古人入侵俄国以至欧洲的过程，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要想了解清楚，必然要用到“音译”，否则无法分辨，谈何“研究”)。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意为连音译都反对的所谓“国学家”根本无法掌握国学，即“厕足其间”，遑论发扬国学使其广大了，照应前文“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引出下文结论，强调了新式标点的重要性)。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从上一段实例可见，要想使国学讲的“清清楚楚”不仅要“音译”，而且要配合使用“新式的标点”)
十一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170页注〔5〕。“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3〕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695)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4〕“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5〕“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Tolstoi)，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Dostoievski)。
〔6〕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7〕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Kuro-patkin，1848—1925)。
〔8〕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1470—1523)，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9〕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10〕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等所建立。
〔11〕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Colombo，约1451—1506)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12〕《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in)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
〔1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14〕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参看本卷第43页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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