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本文可看做作者前一篇文章《保留》的续文，首先根据刘庚生的罪名联想而提出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后文举例说明。）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此段为“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的第一个例子，《阿Q正传》的本意是讽刺“阿Q”这类人，没想若干年后成了某些人自我标榜的招牌。）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①，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②，靠俄款③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此段为“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的第二个例子，“正人君子”们攻击论敌往往污蔑其“拿了卢布”，没想若干年后这些“正人君子”们却堂而皇之的享受着“俄款”津贴。所谓“拿了卢布”就是暗示其人为俄国派来的奸细的意思，具体可见作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
（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由刘庚生的罪名联想到文人只要一“开口和动笔”往往会“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并举例证明。）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这是作者从前文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后文举例说明）。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④：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⑤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以上举例说明“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比如为了爱国而称日本为“敌”、“逆”，没想遭到“当局”批评，认为其为“过度刺激字面”）……
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此段叙述“过度刺激字面”的“敌”、“逆”等字眼虽然绝迹，然还存在“汉奸”的字样，所以作者讽刺说，既然日本都已经不能被称为“敌”、“逆”了，也就是连“敌人”都不“存在”了，“汉奸”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为“一个大漏洞”。既然是“漏洞”就有可能像刘庚生一般被被“砍下头来，挂在街头”。）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由前文第一层意思进一步说明文人无论多小心，也不能周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犯“当局”的忌讳而获罪。）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此段是对前文的总结，作者通过刘庚生的经历想到在当时的乱世，作为文人说话是很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的话有可能反应到自己身上，也就是第一部分所要表达的意思；二是说话再小心也不能周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怒统治者而获罪，甚至有可能像刘庚生那样被砍头示众。）
从清朝的文字狱⑥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此段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思想层面剖析导致文人说话难的根源，古代文人说话难其实就是文字狱的结果，而当时国民党政府控制文人的手段在本质上还是文字狱。）
（以上为文章第三部分，总结前文，指出本文主要表达文人说话之难，并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剖析其根源。）
【注释】
①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②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③ 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④ 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⑤ 黄委员长：即黄郛。
⑥ 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朝花夕拾》
范爱农、《二十四孝图》、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琐记、无常
《仿徨》
祝福、弟兄、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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