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②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从刘半农的病逝说起，转而叙述其抨击白话文白话文的情况，后文对此举例说明。】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③’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以上引用刘半农的原文。】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④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此段介绍前文所引用的刘半农的原文的出处，并对当时社会背景和其书其人进行简单的介绍，并指出刘半农爱发“幽默”的特点，而这种“幽默”并非真幽默，往往是流于“开玩笑”范畴，照应文章题目，而前文所引用的刘半农的原文就属于“开玩笑”，后文对其进一步分析。】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此段从“论法”也就是所用的手段角度对前文所引用的原文进行分析，通过打比方的方式点明刘半农并非以正经严肃的态度进行批评，而是加以讥讽和嘲笑。】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此段从引用原文具体内容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刘半农所的原文讽刺白话文“子曰”没能欧化到“曰子”，的确，如果真的出现“曰子”，那么的确不伦不类，对其嘲笑讽刺亦无不可，然实际上白话文并未出现“曰子”的字眼，只不过是刘半农为了讽刺而故意推导出来的，这就和在别人脸上抹上污点后再去嘲笑其人丑陋一般，所以作者说如此批评白话文其实就是“无的放矢”。此段和前一段是解释刘半农的原文属于“开玩笑”的原因。】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⑤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⑥，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此段点明自己的观点，即白话文的“欧化”是其本身的需要决定的，也就是对于一些外国引入的新名词、新观点，现有的白话文无法进行精确而完整的表达，不得已引入外文的句法，虽然开始不太习惯，但普遍被接受后就成为了自己文法的一部分。】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此段建议嘲笑白话被欧化之人，自己去尝试介绍外国的作品，如此方能体会其中的困难之处，并明白欧化之必需。】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此段是对刘半农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批评白话文的看法，认为此举并不可取，进一步重申自己的观点，并照应文章题目。】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②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③“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语见《论语·学而》。
④《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著，一九二〇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⑤“霞飞路”：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J．J．C．Joffre，1852—193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W．H．Medhurst），一八六〇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⑦“康伯度”，即德语“买办”，参看本卷第263页注④。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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