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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致萧军、萧红》原文、注释和赏析

2020-03-19 15:22:44

  刘吟先生:

  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象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沈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以下答问——

  1.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女儿。

  2. 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3.《君山》 我这里没有。

  4.《母亲》也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没落》我未见过。

  5.《两地书》我想东北是有的,北新书局在寄去。

  6.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 “文学家” 造的谣。

  7.关于脑膜炎的事,日子已经经过许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罢。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当的。但倘能出版,则错字和不妥处,我当负责改正。

  你说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此复,即请

  俪安。

  迅 上十二月六日

  再: 有《桃色的云》及《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现在再版印出来了,你们两位要看吗? 望告诉我。又及。

  【析】 经过几次的信札往返,来到上海的萧军萧红终于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了敬慕已久的鲁迅。带着激动、喜悦与不安的复杂心情,他们接连给了鲁迅两封信。这是鲁迅给他们的回信。信中充满了鲁迅对青年作者的理解和关怀。

  会面之时,正值鲁迅大病初愈。那刚刚病起后的形容,使两位青年无法不悲哀。于是,鲁迅在信的开头便宽慰他们: 衰老,这是“自然的法则”,不要因此过分焦心。萧军萧红由于初到上海,人生地疏,不能即刻投入进步文化工作,心中极为焦躁。对此,鲁迅在信中一方面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提醒他们: “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 鲁迅向他们建议“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这样,既可以排解心内的焦躁,又可以了解社会,以便更好地投入战斗。

  萧军萧红初涉文坛,想请许广平对他们的文稿改一改或提些意见,由于种种原因,鲁迅代她谢绝了。但对于青年作者的要求,鲁迅是从不推诿的,既然许广平无暇,“则错字和不妥之处,我当负责改正。”对青年作者的帮助、扶持跃然纸上。

  鲁迅不仅在思想上、创作上关怀帮助这两位年青人,而且在经济上也资助他们。萧军萧红来到上海时,只有十八元几角的存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向鲁迅提出借款20元。第一次见面时,鲁迅便把钱交到了他们手中。为此,萧军怀着酸楚和感激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我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来用你的钱,尤其是当我看到你那身体以后,……”于是鲁迅在信中安慰他们:“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用用毫不要紧。”怕他们对此事耿耿于怀,鲁迅又亲切地劝告他们:“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此外,对萧军萧红信中所提的问题,小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大到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织的远东反战会议,以及他们寻找的书籍等等,都一一作答,不厌其烦。

  在信中,鲁迅不仅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关怀、理解、帮助萧军萧红,而且还把他们视为知己,将自己对险恶环境发出的慨叹、自己所取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寂寞和焦烦都毫不保留地倾吐出来。

  30年代的中国,长夜待晓,环境极其恶劣。一方面,与反革命军事“围剿”相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界范围内大力施行白色恐怖政策。左联五烈士被害,杨杏佛等人被暗杀,鲁迅自己被通缉、被迫害,这一切无不令人发指。但鲁迅是决不会被任何暴力所慑服的。面对敌人的迫害,他取轻蔑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自于他对人民极度的爱和对敌人刻骨的恨:“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杀人者是不会因被杀者的软弱和屈服而放下屠刀的。既是如此,面对一切暴力,唯一的态度就应该是:伸直脊梁,挺起胸膛。

  另一方面,环境又是极其复杂的,甚至自己营垒里的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恶意攻击。说鲁迅爱喝酒的有之,说鲁迅患脑炎,从此“辍笔十年”的有之,说鲁迅已经和叛徒杨邨人 “调和” 的也有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还诬陷鲁迅为“汉奸”。这些造谣者,都是所谓的“文学家”,有些是由于和鲁迅在文章上有冲突,有些则“不过造着好玩。”对此,鲁迅发出了苦涩的慨叹: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鲁迅深深感到:“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他们在内部挑拨离间,起到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而当时的左翼文化团体,如萧军萧红所说,“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虽说时而也有些议论,“但大抵是唱高调。”而鲁迅做一些“力所能做的”的事,却得不到理解,一些朋友还斥责鲁迅懒,“不做事”。这些,都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使鲁迅 “常常感到焦烦”、“寂寞”、“有‘独战’ 的悲哀。”

  尽管如此,鲁迅“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诬陷也罢,中伤也罢,斥责也罢,他 “毫无退缩之意”。

  详和而随便的口吻,包含着多少对进步青年的慈爱和关心,而文字中不时透出的强韧,又显示出鲁迅在险恶环境中毫不畏惧的硬骨头精神,也如实地反映出他在当时复杂情况下的焦虑。往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生发出甚为深刻的生活道理,给人教育极深。常见的分段抒写与特意的列点述答互相交织,增强了这封书信的活泼性。

  字数:3401

  作者:向丹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351-352页.

  鲁迅作品全集鉴赏

  《朝花夕拾》

  范爱农《二十四孝图》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琐记无常

  《仿徨》

  祝福弟兄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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