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 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 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 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 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析】 《鲁迅日记》 1927年4月8日有载： “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鲁迅是在共产党人应修人等陪同下，晚上往黄埔军官学校作一场讲演的，当夜即返中山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记述： “《而已集》除了继续保持过去杂文的内容与特点外，由于时代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色采。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学革命》等文中，提出自己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精辟见解。”(第110页)当时，处于四·一二反动政变前夕，颇有“山雨欲来”的预感，鲁迅的讲演题目《革命时代的文学》认为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出革命文学。他说到真正的平民文学只有工农得到解放才能产生。他的阶级观点极为明确，旗帜非常鲜明，论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有力地鞭挞反动当局迫害人民的罪行，热情地歌颂革命暴力在变革旧社会中的伟大作用。这篇重要讲话提出了有关社会问题，文学问题的新鲜观点和独到见地，诚如林志浩的《鲁迅传》所述 “是鲁迅世界观急剧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232页)
本文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开头，讲了题目 《革命时代的文学》，正面阐述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和什么人写什么文学的道理：“为革命起见，要有 ‘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这是切中肯綮的立论，来自鲁迅根据过去的曲折经历和切身体验，来自“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 的现实。
第二，就“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分开三个时期来分析。(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 “就叫苦”“鸣不平”; (二) 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三)等到大革命成功了，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的生活有余裕了，“又产生文学”。这是大革命与文学发展的概况，既有“史”述，又有“论”发。鲁迅从自己的斗争历程和创作实践的经验出发，指出文学要反映社会现象，要为革命的需要而写文章。这是针对所谓“创作灵感”之类时弊而发的议论，多少反映了鲁迅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最后，面向听众提出 “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幽默地说，“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以此煞尾，强调了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为重要。这一发人深思的结论，是针对当年中国社会特点，明确赞成武装革命的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已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本文中精辟的识见，既来自 “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思想发展，又来自长期“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实践结果。当时，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正在骤变，鲁迅的思想处于突进和转折时刻，党给鲁迅以力量，马克思主义给鲁迅以方向，走上“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道路的起步。本文作为演讲记录稿，修订后收入《而已集》，反映了鲁迅先生当年的革命文学观。文章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并无繁文缛节，亦无虚设的客套。全篇深入浅出，娓娓动听，提出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却无冗长的说教，而是议论风生，令人深思。如开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和结尾“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是切合现实的立论，不仅吸引人，还能说服人，从中深刻领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的奥秘。鲁迅杂文的语言，摆脱了比较抽象、固定而无生气的组合，寓以爱憎，以情为文，使之成了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了美的价值。本文的选词炼句以及比喻、反语、夸张之类修辞手法，都不单单是遣词造句的功力，应视为鲁迅杂文语言艺术的结晶。
字数：5598
作者：李乡浏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97-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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