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 ‘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 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 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 “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 “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 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冲破了 “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 《颜氏家训》或 《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
六月十日。
【析】 这篇杂文乍看着似乎是一篇考辨清代文字狱的读史札记，其实不然。它是有感而作，以古例今的杂文。稍为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清代文字狱是出了名的，但也只能讲出诸如庄廷案、吕留良案、查嗣廷案，而且是雍正、乾隆之间的事。但在由故宫博物院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以后，人们才发现清代的文字狱早在顺治时就有了。这些文字狱“五花八门”，笑话百出。鲁迅从中拈出一例予以介绍：山西临汾生员冯起炎借进呈著作给乾隆为由，恳请他为自己做媒，不料以“形迹可疑”被捕，随即抄出他那“信口开河”的以《易》解《诗》的著作。于是就定下了罪名：“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真是祸从天降。鲁迅说：他“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这在清代文字狱案例中还算不上突出的，因为冯起炎毕竟还为了一己之利的需要，更多的却是莫明其妙地做了刀下鬼。鲁迅说：“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 ‘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从一系列的文字狱看，足见清朝统治者的凶残。但鲁迅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看到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一面，即这些受害者出于他们的愚昧，实乃咎由自取。他们掉脑袋是胡里胡涂，人死了，还不知为什么而死。他们对清代统治者太不了解了。鲁迅以历史家才具有的“识”给我们指出，自清统治者入主中国后，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对待过汉人，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满人是奴才，而汉人又是奴才的奴才，是比皇帝的奴才地位还低的 “奴隶”，既然如此，“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就是说，连拍马屁也不行。乾隆时，有一名胡宗藻者，江西抚州人，曾任内阁学士，陕西、广西、湖南学政。他写有一本《坚磨生诗钞》进呈给乾隆，目的是讨好乾隆附庸风雅的习性，谁知乾隆降罪下来。罪名是“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胡中藻究竟写了些什么诗句，乾隆又如何从这些诗中看出它的微言大意呢? 仅举数例可见一斑：
“一把心肠论浊清” ——乾隆批道： 加“浊”字于“国号” 之上，“是何肺腑”?
“又降一世夏秋冬” ——乾隆批道： “本朝定鼎以来”，远过汉唐宋明，“乃曰 ‘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乎”?
“三才生后生今日”—— “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 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①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就是这个乾隆，常将“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挂在嘴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但也有不上当的人，如鲁迅所说：“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却有些胡涂虫信以为真，他们“真以为 ‘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冯起炎、胡中藻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屈死鬼，是由于这些人没有看清封建帝王的猜忌、狭隘、凶残的本质，这便是鲁迅所说的“隔膜”。鲁迅所以写这篇类似历史考辨的杂文，是用来告诫像施蛰存、沈从文这样的入世不深的作家，他们对国民党禁书不满，虽将它比作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出于维护当局的愿望。可是当局不仅不领情，反而怪罪下来。所以他们对“忠而获咎”大惑不解，原因也就在“隔膜”。可是施蛰存是一个很自负的青年，他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这样的古书。所以鲁迅在本文最后顺便将此事带出： “这是 《颜氏家训》 或《庄子》《文选》 里所没有的。” 虽为讽刺，但也是出于爱护，是鲁迅所说的 “有情的讽刺”。
这篇杂文虽为以古例今，但和其它杂文中以古例今还有所区别，鲁迅想说的今人今事均在言外，但读者却可以心领神会，今之反动派的文字狱是有 老谱的。鲁迅这写法是一种含蓄美，如 《白雨斋诗话》 中说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辞约义丰，耐人寻味。本篇虽重在说史，但行文却诙谐风趣，完全没有掉书袋的学究气。如“天子做媒
字数：3344
注释
①参见岳成 《再谈乾隆的文网》,《书林》1988年4期。
②鲁迅: 《热风·题记》
作者：翟大炳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15-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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