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的写作背景介绍

　　社会背景

　　爱尔兰从12世纪初遭到英国侵略后，于1801年并入英国版图，作为英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史称繁荣的斯图亚特王朝(初名为斯迪瓦特王朝，是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和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朝)后期，当时爱尔兰184000户家庭中，只有24000户拥有一个或几个烟囱。爱尔兰有四分之三土地覆盖着小麦和其它谷物，人民却要靠马铃薯活命。1845年，因马铃薯枯萎病造成歉收，大饥荒持续了2年。由于饿死、病死或向美洲移民逃荒，爱尔兰人口从800多万降到650万。爱尔兰人民不堪奴役，各种形式的抗争与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他们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1922年爱尔兰南部26个郡获得自治权，1949年这26个郡建立了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乔伊斯幼年时代，爱尔兰还在英国统治之下。他创作《尤利西斯》时，正值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由于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以及民族解放力量内部的矛盾斗争，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多次受挫，有远见受爱戴的帕内尔因个人问题遭受攻击，被迫放弃领导权后死亡，使民族独立运动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曾激怒过支持帕内尔的少年乔伊斯。这也是他成年后因失望而流亡异乡的原因之一。但在这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爱尔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倔强而勇于反抗的民族性格，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解放运动，已为世界所共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问题也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为全人类所关注。

　　文学背景

　　乔伊斯从12岁起就熟读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他十分向往奥德修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中学会考时，乔伊斯曾写了一篇《尤利西斯——我喜爱的英雄》的作文，获优秀奖。奥德修海上历险的故事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历险记》给乔伊斯以创作的灵感。在该书的序言中兰姆写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还有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们象征着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诱惑。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艰难险阻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会遭遇的”。 兰姆的这段话可以说对日后乔伊斯构思其传世巨著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乔伊斯一家和布卢姆家(作品原型)相识。艾特尔·斯格密兹也为乔伊斯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文化习俗的信息，他具有布卢姆式的胡子，而且和布卢姆一样有一个妻子和女儿。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文本，以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人这一天形形色色的生活为创作背景。

　　创作过程

　　1904年的一天，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乔伊斯感动。乔伊斯对弟弟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尤利西斯》。后来，他又想把它写成中篇，直到1914年，乔伊斯才动手写该题材。

　　《尤利西斯》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之一：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弘扬爱尔兰民族解放精神。

　　《尤利西斯》开卷第一章，小说主要人物斯蒂芬出场的第一句话问同住的马利根：“海因斯还要在这个碉楼里住多久?”然后又补充说：“要是他还要在这儿住下去，我走。”斯蒂芬讨厌马利根带来的英国人海因斯，不愿让他住在自己租的碉楼里。不久，他又想到自己是“一名仆人，一个侍候仆人的人。”因为依其宗教观念，英国人是上帝的仆人，被英国人奴役的爱尔兰人，包括斯蒂芬，就是仆人的仆人了。当送牛奶的老太婆来到碉楼时，斯蒂芬立刻想到：“一个四处奔波的老太婆，侍候着征服他的人。”穷老太婆是神话中爱尔兰的形象，“征服他的人”指海因斯所代表的英国人。斯蒂芬刚一出场，就在流动的意识里不断地控诉英帝国对爱尔兰的奴役。

　　当海因斯告诉斯蒂芬打算收集他的言论时，斯蒂芬想到的却是：“他们洗了又洗，擦了又擦，良心的谴责、内疚。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这里，斯蒂芬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怂恿丈夫杀人后，幻觉自己手上总有血迹的情况来揭露英帝国对爱尔兰的血腥统治。斯蒂芬看到海因斯“掏出一个光溜溜的银盒子，盒子上镶着一颗亮晶晶的绿宝石。”绿宝石象征爱尔兰，如同16世纪亨利八世将爱尔兰琴图案纳入英国王室纹章以示统治爱尔兰一样，所以斯蒂芬“心绪不快”。这时，海因斯又对斯蒂芬说：“你是你自己的主宰。”斯蒂芬立即回敬说：“我是一仆二主，一个英国的，一个意大利的。”这句话暗喻并谴责英帝国与罗马教会对爱尔兰的双重奴役。类似这种控诉英国殖民者奴役爱尔兰的情节布满了小说第一章。

　　散见于作品中那些谈论民族反抗与爱国志士的话题，那些有关民族问题的议论与斗争，以及遍布全书的对被侵略被压迫人民窒息而麻木生活的描写，清晰完整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文本第十二章里，作家用反讽手法，正面描写了殖民统治势力在集会上公开处决革命者的场面。作品先极尽夸张地描写了死刑之隆重：“愤怒的苍天打开了闸门，泻下一场倾盆大雨，这时场上聚集的人数至少已有50万，全部未戴帽子而听任大雨浇透。”连走红的街头演唱家也来助兴，总督携夫人登上观礼台，“外交使团全体出席”，包括中国的“哈鸿章”(李鸿章)。接着小说亦庄亦谐地描绘了革命者刑前与未婚妻诀别的动人场景，使“主持这一悲壮场面的严厉的指挥官”也“擦掉了一滴偷偷流出来的眼泪”。“他曾经将数目可观的印度雇佣军绑在炮口上轰死而不眨一下眼。”作家颂扬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史载1916年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起义失败，竟有14位起义领袖被判死刑。这里，作品于嬉笑滑稽中揭露的正是现实生活里英国殖民统治的残忍与暴戾。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小说第十七章，当布卢姆回忆女儿少年生活时，想起少女摩莉，“她不接受英国游客的请求，不许他们拍摄和带走她的人像。”其实这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仇恨侵略者。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有如此明确的反抗意识，这揭示了她生存环境的精神特征——爱尔兰民族同仇敌忾，反对英国侵略者。不言而喻，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而个体反过来也影响着群体。小说第十一章，当布卢姆在橱窗里看到“一幅豪勇英雄像”时，他的意识里泛起了爱尔兰民族英雄罗伯特·埃米特于1803年起义失败后在就义前留下的遗言：“我不要任何人为我写墓志铭——等到我的祖国在列国之林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到那时，只有到那时，我才要人为我撰写墓志铭，我的话完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最后遗言，震撼着软弱无助又关心民族兴亡的布卢姆，也鼓舞着所有为祖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地位而斗争的人们。

　　该小说里有些文字，看似与民族解放主题无关，实则是作品通过隐喻、影射等写作方法来表现此主题。如第12章，布卢姆在巴尼·基尔南酒店聊天，阿尔夫·伯根兴致昂然地回忆起前些日子进行的一场军民拳击赛。一方是大个子英国兵珀西·贝内特，另一方是都柏林的迈勒·基奥。迈勒的个子还不及对方的肚脐眼高，却因拳术高超打了珀西“一个落花流水。” 小说用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激情澎湃地描述这场拳击赛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是“ 一场殊死战，台上你死我活，台下激动万分”，字里行间充满民族自豪。如“爱尔兰勇士立即对准贝内特的下巴尖回敬一记硬拳。英国兵躲过这一拳，可是都柏林人使了个左肘弯，正落在他身上，打了他个仰天倒。”迈勒获胜后，“全场观众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这里写拳击赛，也是写弱小的爱尔兰与大英帝国的较量。人们在欣喜地回忆拳击比赛，也在宣泄被侵略的愤懑以及打败英国人的狂喜，形象地表达了爱尔兰人民打败侵略者的强烈愿望。

　　作品里没有正面描写受命于祖国危难之际驰骋疆场、杀敌御侮的英雄业绩，也没有抒写金戈铁马的壮志豪情。但是，作者以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与体验为基础，以超越本民族局限的客观视角，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一边，用独出心裁的艺术形式，尤其是通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意识的自然流动，描写了爱尔兰的历史与现状，揭露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弘扬了民族解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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